离婚证的颜色是暗红色的

离婚证的颜色是暗红色的。和结婚证那种喜庆的大红不一样，这种红更沉，更黯，

像凝固的血，或者烧了很久的炭火，表面的炽热褪去后，只剩下一种疲倦的余温。

我拿着这本崭新的证件，坐在民政局门口的花坛边沿，

盯着封皮上烫金的“离婚证”三个字看了很久。四月的阳光有点刺眼，

照在塑料封皮上反着光，晃得我眼睛发酸。“林小姐，手续都办完了。

”律师陈卓站在我身边，手里拎着公文包，声音刻意放得很轻，像是怕惊扰什么，

“财产分割协议已经生效，江先生那边…没有异议。”没有异议。当然不会有异议。

那场持续了三个月的离婚拉锯战，

最终以我放弃所有婚后财产、只带走婚前那套小公寓和一辆旧车告终。我的律师气得拍桌子，

说江屿这种顶级富豪离婚，哪怕是过错方，配偶也能分到天文数字。而我，主动放弃了。

“为什么？”陈卓当时不解地问，“就算感情没了，这也是你应得的。”为什么？

因为我不想再和他有任何牵扯。不想在未来的漫长岁月里，每次看到银行卡里的数字，

就想起这段婚姻。不想让自己七年的青春，被标上一个具体的、可以计算的价码。我的尊严，

比钱贵。虽然这么说很矫情，但那一刻，我就是这么想的。“林小姐？”陈卓又叫了我一声。

我回过神，把离婚证塞进包里：“辛苦了，陈律师。尾款我下周转给你。”“不急。

”他犹豫了一下，“你…还好吗？”还好吗？这个问题，这三个月我被问过太多次了。父母，

朋友，甚至江屿的母亲——那位永远妆容精致、连悲伤都要保持得体的贵妇人，

在最后一次谈判时，也红着眼眶问我：“晚星，你真的不能再考虑考虑吗？

阿屿他…只是一时糊涂。”一时糊涂。多轻描淡写的四个字。

轻描淡写地概括了他在我们结婚三周年纪念日那天，被我亲手抓住和秘书在酒店床上的场面。

轻描淡写地抹去了我凌晨两点拿着房卡推开那扇门时，心脏碎裂的声音。轻描淡写地，

想把一切拉回“正轨”。好像只要我原谅，只要我假装什么都没发生，我们就能回到从前，

回到那种看似完美、实则早已千疮百孔的婚姻里。“不了，伯母。”我当时是这么回答的，

语气平静得自己都惊讶，“碎掉的东西，粘起来也是有裂痕的。

我不想后半生都对着裂痕生活。”现在，碎掉的东西终于被彻底清理了。我站起来，

拍了拍裙子上的灰：“我很好。陈律师，再见。”“再见。有事随时联系。

”他转身走向停车场那辆黑色的奔驰。我看着他离开的背影，

忽然想起第一次见陈卓的场景——三个月前，我在酒店房间外的走廊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

然后拿出手机，搜“离婚律师”。他的照片排在第一个，

简介写着“擅长处理高净值人群婚姻纠纷”。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讽刺。你永远不知道，

人生哪个寻常的瞬间，会彻底改变之后的一切。就像三年前那个雨夜，我永远不会想到，

自己递给江屿的那把伞，会开启一段婚姻。也像三个月前那个凌晨，我永远不会想到，

自己推开的那扇门，会结束一切。---我没有开车。

那辆陪了我七年的白色奥迪还停在民政局停车场，

但我现在不想碰它——那是江屿送我的二十五岁生日礼物，车里还有他上次落下的墨镜，

和一瓶他用了一半的古龙水。我沿着人行道慢慢走。四月的上海，梧桐树刚刚冒出新叶，

嫩绿嫩绿的，在阳光下几乎是透明的。街道很干净，偶尔有骑自行车的人叮铃铃地驶过。

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坐着悠闲的客人，面包店里飘出刚出炉的甜香。这一切都很好。正常，

安宁，充满生活气息。

好每一分钟、出入有司机接送、连喝杯咖啡都要考虑“是否符合身份”的生活——完全不同。

也是我此刻最需要的。我需要这种粗糙的、真实的、带着烟火气的平凡，

来覆盖记忆里那些精致的、虚假的、令人窒息的金色牢笼。走了大概二十分钟，

我在一家便利店门口停下。推门进去，冷气扑面而来。收银台后坐着个正在看手机的女孩，

头也没抬：“欢迎光临。”我走到冰柜前，拉开玻璃门。冷气更重了，激得我打了个寒颤。

但我没在意，伸手拿了一罐啤酒——最便宜的那种，青岛纯生，四块五一罐。

又拿了一包七星蓝莓爆珠，是我大学时抽的牌子，后来江屿说“抽烟的女人不够优雅”，

我就戒了。结账时，女孩扫了码：“十块。”我从钱包里掏出现金——离婚协议签完后，

我去银行取了一万块现金。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只是想感受纸币的触感，

感受这种原始的、看得见摸得着的“拥有”。“要袋子吗？”“不用。

”我拿着啤酒和烟走出便利店，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下。下午三点，阳光斜斜地照过来，

在水泥地上切出明暗的分界线。我坐的地方正好在阴影里，有点凉，但很清净。拉开易拉罐。

“嗤——”气体涌出的声音。我灌了一大口。啤酒很冰，带着麦芽的苦涩，

滑过喉咙时有点刺痛，但很爽快。像某种宣告：看，林晚星，你也可以做“不应该”做的事。

点燃一支烟。薄荷的清凉混着烟草的灼热在口腔里炸开，呛得我咳嗽起来。七年没抽，

肺已经忘了怎么接纳这种刺激。但我固执地吸完，看着烟灰一点点变长，然后断裂，

飘散在风里。像在完成某种仪式。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我没看。不用看也知道是谁——江屿，

或者他的助理，或者他母亲，或者那些闻风而动的“朋友”。这三个月，

我的手机像得了癔症，随时都在震动，随时都有新消息。关心的，试探的，好奇的，

幸灾乐祸的…我统统没回。只在今天早上出门前，给父母发了条微信：今天去办手续，

晚上回来吃饭。我妈秒回：好，妈给你炖了汤。我爸回了一个拥抱的表情。就这样。

没有多余的安慰，没有长篇大论的鼓励。他们知道我需要什么——不是言语，是陪伴。

是热汤，是家常菜，是推开家门时那一句“回来了”。这就够了。第二支烟抽到一半时，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连续震动，像有人锲而不舍地打电话。我掏出来看了一眼。陌生号码。

但尾号很特别：8888。是江屿。

他用了一个新号码——大概是发现原来的号码被我拉黑了。我盯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

看了三秒，然后挂断。拉黑。动作流畅得像排练过无数次。也许在心底，

我真的已经排练了三个月。从那个凌晨开始，从我看到那两具交缠的身体开始，

从我把房卡扔在他脸上、转身离开时开始。我就已经在心里，一点一点地，

把他从我的世界里剥离出去了。像撕掉一块黏了很久的膏药，很疼，会流血，但撕掉之后，

皮肤才能重新呼吸。现在，膏药终于撕干净了。只剩下一点点残留的黏腻感，

和一片红红的、有点敏感的皮肤。会好的。我知道。---抽完第三支烟，喝完第二罐啤酒，

我站起来，把空罐子和烟蒂扔进垃圾桶。头有点晕——空腹喝酒，又七年没碰烟，

身体在抗议。但我心情很好。一种近乎病态的、解脱般的好。我拿出手机，打开打车软件，

输入我婚前那套小公寓的地址——静安区一个老小区，六十平米，是我工作后自己攒钱买的。

结婚后空置了七年，每个月请钟点工打扫，偶尔我会自己过来，一个人待会儿。

那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唯一的，完全属于我的地方。车很快来了。司机是个中年大叔，

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姑娘，喝酒了？”“一点。”“失恋了？

”我笑了：“比那严重点。”“离婚？”我愣了一下：“这么明显？”“干我们这行的，

什么人没见过。”他打了把方向，“这个点，一个人从民政局出来，坐路边喝酒抽烟的，

八成是刚离。”“您经验丰富。”“见得多了。”他叹口气，“上个月拉过一对，

在车上就打起来了，女的把男的头发都薅下来一绺。你这还算平静的。”平静吗？也许吧。

因为最激烈的部分，已经在过去的三个月里耗尽了。争吵，哭泣，崩溃，

歇斯底里…所有能发泄的情绪，都发泄过了。现在只剩下疲惫，和一种空荡荡的平静。

像暴风雨过后的海面，虽然还残留着波澜，但深处已经归于死寂。车子驶入熟悉的小区。

七年前离开时，这里还算体面。现在看起来有点旧了，外墙斑驳，绿化带里杂草丛生，

停车位挤得密密麻麻。但很亲切。像褪色的老照片，有种时光停滞的温柔。我付了钱下车。

走到3号楼，上三楼。掏出钥匙——铜制的，已经有点氧化发黑，但齿痕还很清晰。

插入锁孔，转动。“咔哒。”门开了。灰尘的味道扑面而来。虽然定期打扫，

但长期不住人的房子，总有一种特殊的、寂寞的气味。阳光从朝南的窗户照进来，

能看见空气中飞舞的尘粒。我走进去，关上门。客厅很小，摆着一套布艺沙发，已经褪色了。

书架上堆满了书，大部分是工作后买的工具书，还有一些大学时留下的文学小说。

墙上挂着一幅画——是我自己画的，大四毕业那年，画的是学校的图书馆，笔触很稚嫩，

但色彩很饱满。江屿第一次来这套公寓时，指着那幅画说：“这种学生习作，

挂在家里不太合适。我认识几个画廊老板，可以帮你换幅像样的。”我当时说好。

但后来一直没换。不是舍不得，是…忘了。忘了这幅画的存在，忘了这个空间的存在，

忘了“林晚星”这个身份的存在。我把自己活成了“江太太”。

活成了他身边一个得体、优雅、沉默的背景板。现在，背景板醒了。她从画框里走了下来，

重新回到了这个六十平米的小房子，闻着灰尘的味道，看着褪色的沙发，摸着那幅幼稚的画。

欢迎回家。我心里有个声音说。虽然晚了七年。但总归，回来了。---晚上六点，

我回到了父母家。老式公房的六楼，没有电梯。爬楼梯时，

能听见各家各户传来的炒菜声、电视声、小孩的哭闹声。空气里有油烟味，有洗衣粉味，

有陈旧楼道特有的潮湿味。很真实。真实得让我想哭。我敲了敲门。门几乎是立刻开了。

我妈系着围裙站在门口，眼睛红红的，像是哭过，但脸上堆着笑：“回来了？快进来。

”我爸从客厅走过来，接过我的包：“手续…都办完了？”“嗯。”“那就好。

”他拍拍我的肩，“洗洗手，准备吃饭。”餐桌上摆满了菜——糖醋排骨，清蒸鲈鱼，

蚝油生菜，西红柿鸡蛋汤。全是我爱吃的。中间还放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

上面插着“30”的数字蜡烛。我愣了一下。今天…是我三十岁生日。我完全忘了。

过去七年，我的生日都是盛大的派对。江屿会包下外滩的餐厅，请来各界名流，

蛋糕有三层高，礼物堆成山。媒体会写：“江氏总裁为爱妻庆生，一掷千金羡煞旁人。

”很热闹，很奢华，很…空虚。因为我知道，那场派对的每一个细节——宾客名单，菜单，

我的礼服，甚至我该说的每一句感谢词——都是助理提前一周准备好的。

我只需要像个提线木偶，准时出现，微笑，举杯，说“谢谢大家”。然后回家，

和江屿分房而眠。像完成一项年度任务。而现在，在这个不到十平米的餐厅里，

在泛黄的节能灯光下，在父母小心翼翼的目光中，我三十岁的生日，是这样的。

“妈…”我声音有点哽。“快，许个愿。”我妈点燃蜡烛，“三十岁，新开始。

”我闭上眼睛。许什么愿？希望忘记过去？希望重新开始？希望以后一切都好？不。

那些都太贪心了。我只许了一个愿：希望从今天起，我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为了自己。

睁开眼睛，吹灭蜡烛。灯光重新亮起。我爸给我夹了块排骨：“多吃点，瘦了。

”我妈切了蛋糕，最大的一块给我：“以后就住家里吧，别回那套小房子了，一个人多冷清。

”我摇头：“我想一个人住段时间。”他们互相看了一眼，没再坚持。“也好。”我爸说，

“清净清净。什么时候想回来了，随时回来。”“嗯。”那顿饭吃了很久。

我们聊了很多——聊我爸最近在学的太极拳，聊我妈跳的广场舞，聊邻居家的狗生了小狗，

聊菜市场的猪肉又涨价了。没聊江屿，没聊离婚，没聊未来。

就像我只是个普通的、周末回家吃饭的女儿。就像过去的七年，只是一场过于漫长的梦。

现在梦醒了。我回到了现实。虽然现实有点简陋，有点琐碎，有点…不够光鲜亮丽。

但它是真的。这就够了。---吃完饭，我帮妈妈洗碗。厨房很小，两个人转身都困难。

水龙头有点漏水，滴滴答答的，在寂静的夜晚里格外清晰。“晚星。”妈妈忽然开口。“嗯？

”“你后悔吗？”我擦盘子的手顿了一下：“后悔什么？”“嫁给江屿。”我想了想，

摇头：“不后悔。”“为什么？他那样对你…”“因为那七年，也不全是坏的。

”我把擦干净的盘子放进橱柜，“我见过很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风景，学过很多东西，

也…成长了很多。只是后来，我们走岔了路。”“你还爱他吗？”这个问题，

我这三个月被问过太多次了。我的律师问过，我的朋友问过，江屿的母亲问过，

甚至江屿自己也问过。我的答案始终如一：“不爱了。”不是恨。恨需要投入感情，

需要把对方放在心里一个很重要的位置。而江屿对我而言，已经变成了一个…陌生人。

一个曾经共同生活七年、但从未真正走进彼此生命的，陌生人。“那就好。

”妈妈擦了擦眼角，“妈就怕你还念着他，苦了自己。”“不会的。”我转身抱住她，“妈，

我三十岁了，不是小孩子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拍拍我的背，

像小时候那样：“知道就好。不管你做什么决定，爸妈都支持你。”窗外的夜色很深。

远处有霓虹灯的光，把天空染成暗红色。这个城市还在运转，无数人在这片灯光下活着，

爱着，痛苦着，希望着。而我，刚刚结束了一段婚姻。像结束了一场漫长的疾病。

虽然身体还虚弱，但烧已经退了。接下来的日子，就是慢慢调养，慢慢恢复，

慢慢…重新学会怎么活。一个人活。洗完碗，我回到自己以前的房间。十平米，单人床，

书桌上还摆着高中时的课本，墙上贴着已经褪色的明星海报。时间在这里停滞了，

停留在十八岁那年，我考上大学、离开家之前。我坐在床上，环顾四周。这里的一切都太小，

太旧，太…不符合“江太太”的身份。但很安全。像蜗牛的壳，虽然简陋，但能遮风挡雨。

手机震了一下。是苏瑜——我大学时最好的朋友，这三个月一直陪在我身边。

她发来一条语音：“姐妹！离婚快乐！出来喝酒！今晚不醉不归！”我笑了，

打字回：“刚在家吃完生日蛋糕。明天吧，明天陪你喝。”“生日？！靠，我都忘了！

生日快乐我的宝！三十岁，新人生开始了！”“嗯，开始了。”“需要我过去陪你吗？

”“不用，我想一个人待会儿。”“好。那明天见。爱你。”“爱你。”放下手机，

我走到窗边。推开窗，夜风灌进来，带着四月夜晚微凉的气息。楼下有孩子在玩滑板，

轮子碾过地面的声音哗啦啦的。对面楼的窗户亮着灯，能看见一家人围坐在电视机前的剪影。

平凡的，琐碎的，真实的夜晚。而我站在这里，三十岁，刚离婚，一无所有，

但也…一无牵挂。江屿。你看。没有你，这个世界依然在转。而我，也终于可以，

按照自己的节奏转了。远处传来救护车的鸣笛，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

像在为一个时代送行。也为一个新时代，拉开序幕。第二章：下雨了，

我没带伞离婚后的第七天，下雨了。不是那种淅淅沥沥的春雨，

而是突如其来的、瓢泼般的暴雨。下午三点，天色骤然暗下来，乌云像浸了水的棉絮，

沉甸甸地压在城市上空。接着雷声滚过，闪电劈开灰暗，雨水便哗地倾泻下来。

我站在静安区图书馆三楼的窗边，看着外面被雨水模糊的街景。

手里拿着一本借来的书——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书页已经泛黄，

边缘有被无数人翻阅留下的毛边。这是我大学时最爱的书之一，曾经整段整段地背诵。

后来嫁给江屿，他说这种书“太矫情”，我便再也没翻开过。现在重新拿起来，

纸页间陈旧油墨的气味竟让我鼻子发酸。像遇见一个失散多年的老朋友。

“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一个声音从旁边传来。我转头，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穿着图书馆工作人员的深蓝色制服，手里拿着一串钥匙。他指了指窗外：“看这架势，

得下到晚上。”“嗯。”我点头。“你…没带伞？”他看了看我空空的双手。“忘了。

”其实不是忘了。是出门时根本没看天气预报——过去七年，这些事都有助理操心。

每天早上，助理会把当天的行程、天气、着装建议整理成PDF发到我邮箱。我只需要照做。

现在没人提醒我了。我得自己记住带伞，自己查天气，自己决定穿什么。

像重新学习怎么当一个成年人。“我们这儿有备用伞，可以借你一把。”工作人员说，

“登记一下身份证就行。”“谢谢，不用了。”我摇头，“我等雨停。”他点点头，

没再多说，转身去整理书架了。我重新看向窗外。雨越下越大，砸在玻璃上发出密集的声响。

街道上行人匆匆，五颜六色的伞像移动的蘑菇。有对情侣挤在一把伞下，

男孩把伞大部分倾向女孩那边，自己的半边肩膀都湿透了。很温暖的一幕。但我知道，

温暖背后是什么——是无数次的争吵、妥协、误会、和解。是激情褪去后，

还能不能忍受对方早晨的口气、睡觉的鼾声、挤牙膏的习惯。是爱情变成亲情，

或者…变成漠然。我和江屿，大概就是最后一种。我们甚至没机会经历争吵和妥协的阶段。

结婚时都太年轻，他二十八，我二十三。他忙着接手家族企业，

我忙着适应“江太太”的身份。我们像两列并行的火车，沿着各自的轨道疾驰，

偶尔在站台交汇，礼貌地点头致意，然后继续驶向远方。直到有一天，其中一列火车脱轨了。

或者说，早就脱轨了，只是我现在才发现。手机在口袋里震动。我掏出来看，

是苏瑜发来的消息：“晚星！重大消息！我哥回国了！就今天下午的飞机！晚上一起吃饭？

”苏瑜的哥哥，苏宴。我愣了几秒。记忆被拉扯回十年前——大学时的社团活动，

那个总是穿着白衬衫、抱着一把吉他坐在角落弹唱的学长。眼睛很亮，笑起来有颗虎牙，

说话声音温温的，像四月的风。大二那年，我暗恋过他。

很俗套的情节：小学妹对才华横溢的学长怦然心动，但不敢表白。

只是每次社团活动都坐在离他不远不近的位置，听他弹《那些花儿》，

听他讲去西藏支教的见闻，看他修长的手指在琴弦上跳跃。后来他毕业出国，

去了伯克利学音乐。再后来，我遇见了江屿。再再后来，听说他在纽约做了独立音乐人，

发过几张专辑，小有名气。十年了。我们没再见过。“他怎么突然回来了？”我回消息。

“说是国内有项目，要待一阵子。别转移话题！晚上来不来？我哥说想见见你！”想见我？

为什么？我盯着那三个字，心里有什么东西轻轻动了一下，像沉在水底的鱼，

忽然摆了摆尾巴。“今天下雨，我出门没带伞。”我找了个借口。“我来接你！给我地址！

”“不用…”“别废话！五点半，图书馆门口见。穿好看点！”消息到此为止，不容拒绝。

我叹了口气，把手机放回口袋。窗外，雨势稍缓，但还在下。玻璃上凝结的水珠蜿蜒滑落，

像眼泪的轨迹。---五点半，苏瑜准时出现在图书馆门口。

她开一辆红色的MINI Cooper，摇下车窗冲我挥手：“这儿！”我抱着书跑过去，

钻进副驾。车里很暖和，有她常用的柑橘味香水气息。“大小姐，你可真会挑日子。

”苏瑜递给我一条毛巾，“擦擦头发。”“谢谢。”我接过毛巾，看着她熟练地打方向盘，

驶入车流，“你哥…怎么突然想见我？”“我怎么知道？”她耸耸肩，“可能听说你离婚了，

想安慰安慰老同学？”“只是老同学？”“不然呢？”苏瑜斜了我一眼，

“你还指望旧情复燃啊？”我脸一热：“瞎说什么。”“我瞎说？”她笑了，

“当年谁整天抱着吉他谱往社团活动室跑，以为我不知道？”“那都是十年前的事了。

”“十年又怎样？”她打了把方向，“我哥可一直单身呢。在纽约谈了两次恋爱，都没成。

上个月跟我视频，还问起你。”问起我？问什么？我没敢问。车子驶入一条安静的小路，

两边是高大的梧桐树，枝叶被雨水洗得发亮。最后停在一家小餐馆门口——门面很不起眼，

木质的招牌上写着“拾光小馆”，暖黄色的灯光从玻璃窗透出来。“就这儿。”苏瑜熄火，

“我哥挑的地方，说清净。”我们推门进去。餐馆很小，只有七八张桌子，

装修是简约的日式风格。空气里有食物的香气，和淡淡的背景音乐——是爵士乐，

萨克斯风慵懒地流淌。靠窗的位置，坐着一个男人。背对着我们，穿着灰色的毛衣，

头发比记忆中短了些，但肩膀的线条依然清瘦挺拔。他听到声音，转过头来。

时间在那一瞬间，好像被按下了慢放键。我看见他的脸——十年过去了，轮廓更分明了些，

眼角有了细纹，但那双眼睛依然很亮，笑起来时，那颗虎牙还在。“晚星。”他站起来，

声音比记忆里沉了一些，但还是很温润，“好久不见。”“苏宴哥。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有点干，“好久不见。”我们坐下。苏瑜很识趣地跑去跟老板聊天，

留我们两个人面对面。气氛有点微妙。十年没见，不知道该说什么。“听小瑜说，

你最近…”苏宴斟酌着措辞，“经历了一些事。”“嗯，离婚了。”我直接说出口，

反而轻松了些，“上周刚办完手续。”他点点头，

没说什么“对不起”或者“你还好吗”之类的客套话。只是安静地看着我，

眼神里有种很深的理解，像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细节。“你呢？”我问，“怎么突然回来了？

”“国内有个音乐剧项目，邀我做配乐。”他喝了口茶，“也…想回来看看。纽约待久了，

有点腻。”“你专辑我都听了。”我说，“很好听。”“真的？”他眼睛亮了一下，

“最喜欢哪首？”“《四月雨》。”我想了想，“钢琴那首，很简单，但每次听都想哭。

”他笑了：“那首是写给上海的。写我记忆里，四月的上海总是下雨，

空气里有梧桐树发芽的味道。”我忽然想起大二那年四月，也是这样的雨天。

社团活动结束后，我没带伞，站在教学楼门口等雨停。他刚好路过，

把伞递给我：“用我的吧，我宿舍近。”我说那你呢？他说：“我跑回去就行，反正也湿了。

”然后他真的冲进雨里，白衬衫很快被打湿，贴在背上。我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

手里握着那把还有他体温的伞。那把伞，我洗好了晾干，一直没找到机会还他。

后来他毕业了，伞还在我宿舍的柜子里。再后来…我忘了。“想什么呢？

”苏宴的声音把我拉回现实。“想起以前，你也借过我一把伞。”我说，“蓝色的，

格子图案。”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得更深了：“你还记得。”“嗯。

”“那把伞…”他顿了顿，“后来我还在想，你是不是忘了还。”“我没忘。”我小声说，

“只是没机会。”空气又安静下来。窗外的雨声，店里的爵士乐，远处厨房传来的炒菜声，

交织在一起。“晚星。”苏宴忽然很认真地叫我的名字。“嗯？”“如果…我是说如果，

十年前我留在国内，没有出国，我们会不会…”他没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清楚。

我的心脏漏跳了一拍。“没有如果。”我低下头，看着茶杯里漂浮的茶叶，“人生是单行道，

不能回头。”“我知道。”他声音很轻，“只是有时候会想，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

如果我表白，如果我留下…”“苏宴哥。”我打断他，“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我，

已经不是同一个人了。”十年前，我是林晚星，一个普通的大学生，会为了一场考试焦虑，

会为了一碗牛肉面开心，会偷偷喜欢一个弹吉他的学长。十年后，我是林晚星，

一个离过婚的女人，一个需要重新学习怎么生活的三十岁女人，

一个…连自己是谁都还在摸索的女人。我们之间隔着的，不只是十年时间。

还有一整个被摧毁又重建的世界。“我明白。”苏宴点点头，“对不起，我不该说这些。

”“没关系。”正好这时，苏瑜端着菜过来了：“聊什么呢这么严肃？吃饭吃饭！

老板推荐的红烧肉，说是招牌。”菜陆续上桌。红烧肉，清炒时蔬，葱油拌面，

还有一碟桂花糖藕。很家常，但很美味。我们没再聊沉重的话题。

苏瑜讲她最近遇到的奇葩客户，苏宴讲在纽约做音乐的趣事，我偶尔插几句，

大部分时间在听。气氛慢慢轻松起来。像回到了大学时，我们三个人在食堂吃饭，

聊些无关紧要的废话，笑得没心没肺。但我知道，有些东西不一样了。苏宴看我的眼神，

说话时微微前倾的身体，递纸巾时不小心碰到的手指…都带着一种小心翼翼的试探。而我，

在抗拒，也在…期待。这种矛盾的感觉，让我既恐慌，又隐隐兴奋。---吃完饭，雨停了。

街道被雨水洗得发亮，路灯的光倒映在水洼里，碎成一片片金黄色的光斑。

空气里有潮湿的泥土气息，和晚风吹来的、不知名的花香。“我送你。”苏宴说。“不用，

我打车就行。”“我坚持。”他看着我，“就当是…弥补十年前，没能送你回宿舍的那次。

”我笑了：“你还记得。”“记得很清楚。”他招手拦了辆出租车，“因为那天晚上，

我回宿舍后感冒了，发烧三天。”“真的假的？”“真的。”他替我拉开车门，“所以你看，

借伞是有代价的。”我坐进车里。他跟着坐进来，对司机报了我公寓的地址。车子启动，

驶入夜色。车厢里很安静，能听见轮胎碾过湿漉漉路面的声音。苏宴坐在我旁边，

距离不远不近，刚好能闻到他身上淡淡的、像雨后青草一样的味道。“晚星。”他忽然开口。

“嗯？”“我知道现在说这些不合适。”他看着前方，“但我这次回来，会待至少一年。

音乐剧项目周期很长，我租了房子，在长宁区。”我心跳加快。“所以，”他转过头，

看着我，“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重新认识。不是作为十年前暗恋过的学长学妹，

也不是作为刚离婚的女人和单身汉。就是…苏宴和林晚星。两个成年人，试着做朋友。

”朋友。这个词很安全，但也…充满可能性。我看着他的眼睛。那双依然很亮的眼睛里，

有真诚，有期待，也有成年人才懂的克制。“好。”我说，“做朋友。”他笑了，

像松了一口气：“那…朋友，明天要不要一起吃早饭？我知道一家很棒的豆浆店，

油条炸得特别酥。”“明天是周一。”“所以呢？”“我要去面试。”我说，“找了份工作，

在一家小型出版社做编辑。九点面试。”“出版社？”他眼睛更亮了，“哪家？

”“青藤出版社，你听说过吗？”“当然。”他点头，“我有个朋友在那里做文学编辑。

需要我打个招呼吗？”“不用。”我摇头，“我想靠自己。”“好。”他尊重我的选择，

“那面试完呢？不管结果如何，总得吃饭吧？”我想了想：“如果面试过了，我请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