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家具要处理，如果我要的话可以免费搬走。
我需要一个书桌。于是我冒着雪出了门，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到了肯尼迪机场附近的一个站。学姐把书桌搬到了地铁站口，被雪盖了一半，我一看，确实挺旧了，但能用。我把书桌扛上肩膀，准备原路返回。
然后暴风雪就来了。不是通常那种纽约冬天的小雪，而是真正意义上的暴风雪，风速快到让人睁不开眼，气温骤降到了零下十几度。地铁因为天气原因停运了，没有出租车，没有Uber，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我扛着一张旧书桌，站在风雪里，手机没电了，身上只剩三美元。
我记得那种冷，冷到骨头里，冷到你以为自己会死在那个地方的那种冷。
然后有人来了。
一个年轻的男孩，比我大不了多少，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帽檐上积了一层雪。他从地铁站的另一头走过来，看到我，脚步顿了一下。
他问我：“你需要帮助吗？”
我那会儿已经冻得说不出完整的话了，嘴唇像是被胶水粘住了，只能点了点头。他看了看我肩上扛着的书桌，又看了看我冻得发紫的手指，没再说什么，伸手把书桌从我的肩上接了过去。
“走吧，”他说，“我知道附近有个地方可以坐一坐，等雪小了再说。”
我跟着他走了。
他带我去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买了热咖啡和三明治。我哆哆嗦嗦地喝着咖啡，好半天才缓过来。他坐在对面，把羽绒服的拉链拉到最高，安静地看着我，什么话都没有说。
后来雪小了，他帮我把书桌扛回了我的公寓。那一路上我们几乎没有说话，我只知道他是个中国人，来纽约出差，英文说得很好，中文却带着一点奇怪的口音。到公寓楼下的时候，我把书桌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正要上楼，他忽然叫住我。
他说：“以后出门记得看天气预报。”
我累得不行，随口回了句：“你也是。”
然后我就上楼了。
后来我还见过他一次。就在那个便利店的附近，隔了两天吧，雪已经停了，街上到处是铲雪车和行人。我看见他从一辆黑色的商务车上下来，穿着一件体面的大衣，和那天晚上判若两人。我本来想过去打声招呼的，但当时有个朋友在旁边催我走，我就没去。
再后来，我把这张脸忘得干干净净。
不是没心没肺，而是那时候的我，根本没有余力去记住一个偶遇的陌生人。我忙着打工，忙着上学，忙着在那个庞大而冷漠的城市里活下来，哪有闲心去考古一个一夜之间消失的人？
可现在，所有的记忆都在这一刻翻涌回来。
“是你。”我说。
这个字说出口的时候，声音是哑的。
顾砚白就站在我面前，一米不到的距离。他的睫毛很长，在路灯下投下一小片扇形的阴影。听到我的话，他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但眼底有什么东西松动了一下，像是冰面上裂开了一道细缝。
“六年了。”他说。
六年了，他说的是我纠正的那个数字。我在纽约待了六年，他记得。
“你怎么会……”我的脑子还是乱的，想说“你怎么会认出我”，想说“你怎么会在这里”，想说“你怎么会是我公司的甲方”，但所有的句子都卡在喉咙里，一个也出不来。
顾砚白似乎看穿了我的困惑，轻轻吸了一口气，说：“一个月前，林薇的公司在领英上联系了一个纽约的设计师。我不小心看到了那个人的简历。”
我睁大了眼睛。
“沈晚棠，1987年生，毕业于纽约视觉艺术学院，曾在奥美纽约工作四年。照片上的你比那年便利店里瘦了一些，但我还是认出来了。”
“所以这次的项目……”我想到了一个不敢确定的可能。
“所以这次的项目，”他接过我的话，声音平静得不像是在说一件花了三个月才促成的事，“是我推动的。意能资本入股了这家新能源公司，作为最大的投资方，我要求更换广告供应商，并且指定由我亲自对接项目。”
他看着我，眼底的那道冰裂缝又大了一些，露出一小片柔软的光。
“三年前，我找过你。去纽约找的，你已经搬走了，换了号码。我只知道你叫沈晚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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