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果，叔帮你理财，把这些钱转到一个高收益的理财账户，每个月的生活费也从这个账户出。你签个字就行。”
我问：“什么理财？”
“你不懂，反正比银行利息高。”他笑笑，“叔还能骗你不成？”
“授权划转协议”——这四个字印在文件第一行。我看了一眼。
我知道“授权”是什么意思。政治课上学过委托代理关系，授权意味着我把权利交出去。我也知道“划转”意味着资金从我的账户转到另一个账户。
“叔，这个协议是把钱转到谁的账户？”
“转到叔的账户上，叔统一打理。你放心，所有的钱都单独记账，一分都不会少你的。”
他把“单独记账”说得很自然。我盯着那份文件，脑子里有两个声音在打架。一个是书上教的：授权他人管理财产需要明确范围、期限、监督机制。另一个是叔叔的声音：你不信叔？
“果果，”他把笔递过来，“你爸妈的丧事刚办完，叔这几天没合眼。你就别再让叔操心了。”
我接过笔，签了。
不是因为不懂法律。是因为在那个当下，我太害怕了——害怕失去最后一个“亲人”，害怕一个人面对这个世界。签字是用右手，颤抖是用整颗心。
5.
房子的事更复杂。
不动产登记中心，叔叔拿出两份合同：一份赠与，一份买卖。
“果果，这两套房子过户到叔名下过渡几年。遗产税太高了，等以后你要用房，叔再过户回给你。”
遗产税？我知道中国没有开征遗产税。这点常识我也有。
“叔，我好像记得……”
“你记错了。”他打断我，语气笃定得像在陈述事实，“好多国家都有遗产税，咱们国家也快收了。叔在税务局有朋友，消息可靠。你要是现在不过户，将来房子被收走一半，你哭都来不及。”
我张了张嘴，想反驳，但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我拿什么反驳？我十七岁，他说他在税务局有朋友。他说消息可靠。
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翻了翻材料，抬头看我：“这套一居室的成交价是三十万。这个地段的市场价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成交价明显偏低，您确认吗？”
叔叔抢答：“亲戚之间转让，意思一下就行。”
工作人员没理他，眼睛直直看着我：“程女士，根据民法典，以明显不合理低价转让财产，如果损害了您的利益，您以后可以申请撤销。但您今天签字确认，就代表您同意当前价格。您考虑清楚。”
我看了一眼叔叔。
他脸上挂着笑，但眼睛没有笑。那种眼神我后来见过很多次——在法庭上，在警察局里，在所有他发现“这次糊弄不过去”的时刻。
但我十七岁时不认识那种眼神。
“我签。”我说。
笔尖落在纸上的时候，我想起了我妈。她生前说过一句话：“果果，你叔这个人，心不坏，就是有点贪。”
有点贪。
我签字的手顿了顿。就一下。然后继续。
6.
后来我才知道，“有点贪”和“蓄谋杀人”之间，隔着一整部刑法。
但那是我二十五岁才知道的事。
十七岁到二十五岁，八年。温水煮青蛙。叔叔把水温控制得刚刚好——不冷不热，刚好够一只失去父母的青蛙泡在里面，不到烫死的地步，但足够把她煮熟。
第一年，二十岁，大学。每月一千五生活费，从“理财账户”出。我以为这是父母遗产的正常支取。年底叔叔给我看了一张手写的“账目表”，上面写着“本金九十二万，理财收益百分之八，扣除生活费后余额九十八万”。字迹工整，数据漂亮。
我没问他要银行对账单。不是不懂，是觉得问了对账单就是“不信任”。我还在乎这份亲情。
第二年，二十一岁，寒假回家。推开卧室门，发现我的东西被搬到了书房——八平米，挨着厨房，冬天冷得像冰窖。堂弟程浩占了主卧，他的游戏机、手办、球鞋摆了一屋子。
叔叔和婶婶却两个人挤在我的小房间里，倒是舍得。
叔叔说：“浩子要高考，大房间安静。你先住书房。”
我说好。堂弟高考是大事。我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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