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夹菜，说我在省城肯定吃不好，回来要多吃点。我看着她的脸，在暖黄色的灯光下，她的皱纹显得格外深，眼睛却还是亮的，像两汪深深的水潭。我从小就觉得我妈漂亮，现在依然这么觉得。可我看着这张脸，脑子里翻来覆去想的却是老马说的那辆黑色桑塔纳，出租车司机看到的那辆，副驾驶座上坐着一个女的。
我把我妈的手握住了。她的手很小，也很粗糙，指节粗大，指甲剪得很短，掌心全是老茧。这双手在饭店洗了十年的碗，在超市搬了五年的货，在家里给我做了二十年的饭。
“怎么了？”我妈问，有点意外。
“没事，”我说，使劲笑了一下，“就是好久没回来了。”
我妈也笑了，反握住我的手，说：“你也老大不小了，什么时候带个对象回来给我看看？”
我岔开了话题，心里却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上不去下不来。
夜里我又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那辆黑色桑塔纳，想那个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女人。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万遍不可能，但另一个声音又说，那你怎么解释周琴的话？怎么解释出租车司机的目击？怎么会有人无缘无故要花五万块钱雇摩托车撞死一个普普通通的财务科长？
我拿起手机，翻到周琴留的那个号码，看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打出去。
陈德胜第二天就给我打了电话。
那天我正在火车站等回省城的车，手机响了，是个林城本地的陌生号码。我接起来，那边传来陈德胜沙哑的声音：“林律师，你不是想知道那辆车是谁开的吗？我告诉你，但你得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我有个案子，劳务纠纷，底下几个人把我告了，要赔偿工伤。你帮我摆平，我就告诉你当年的事。”
我握着手机站在候车大厅里，周围是嘈杂的人声和广播里反复播报的车次信息。我看着电子显示屏上跳动的红色字码，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在往一个我控制不了的方向跑。但我说不出拒绝的话。
“什么案子？”我问。
陈德胜在电话那头笑了，笑声粗粝得像砂纸刮过铁皮：“我就知道你是个明白人。这样，哪天你来林城，我带你去见个人。见了那个人，你就什么都明白了。”
“见谁？”
“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人。”
电话挂断了。
我拿着手机站在那里，屏幕慢慢暗下去，映出我自己的脸——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穿着合身的深色夹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看起来像个正经体面的律师。可我知道从昨天开始，这个东西就已经在碎裂了，像一面镜子，从中心裂开一条缝，然后这条缝会越来越大，直到把整个镜面都粉碎。
广播响了，我该检票了。
我转身走向检票口的时候，余光扫到候车大厅的玻璃门外，有一个穿深蓝色工装外套的女人正站在那里看着我，好像是周琴，又好像不是。等我转过身去看的时候，人已经不见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第二章 七个人
回到省城以后，我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一样，干什么都提不起劲。所里的案子该办还办，当事人的电话该接还接，但我心里清楚，这些都不重要了。我脑子里只有一件事：当年那个岔路口，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给陈德胜打了三次电话，每次都是关机。那个号码成了空号，像是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他反悔了，或者从一开始就没打算告诉我。
可我没办法停下来。一旦踩上这条路，就由不得你了。
我重新翻出那张旧报纸，把整篇报道从头到尾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报道不长，大概五六百字，说的是钢铁厂财务科长林建国在城东某岔路口遭遇车祸，肇事车辆逃逸，警方正在全力侦查。报道末尾附了一张我父亲的生活照，是他厂里的工作证照片，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表情严肃，嘴角微微上扬，像是想笑又不太好意思。
报道下面还有一小段，说的是警方呼吁目击者提供线索，并留下了一个座机号码。那个号码我打过去试了一下，早就停机了。
我试着在网上搜索“林城钢铁厂 2000年 车祸”，出来的全是些不相关的东西。那个年代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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