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窍晚，下次努力就行”。他把我妈推到墙角磕破了后脑勺，我还没来得及开口说话，我爸先把我骂了一顿——“你怎么看着弟弟的？”
而我只要出现在饭桌上，我爸的话题就只剩一个：“你看你弟多机灵，你哪点像他？当姐姐的怎么不知道让着弟弟，你比他大八岁，你白活了？我警告你，以后你弟要是出息了你不许去沾他的光，听见没有？”
每次我听到这些话，都会想起他丢在那条沙发角落里的半截皮带。那些话当然不会在我身上留下肉眼能看见的棱子，但它们每一下都落在同一个地方，落在同一个从四岁就开始结痂的秘密伤口上。
我十六岁那年夏天，用一场事先毫无迹象的离家出走，结束了我在这个房子里所有的表演。
我在一个周三的早上背着一只塞满换洗衣物的书包出了门，没有留字条。抽屉里存了快三年的压岁钱一共八百四十块全部带在身上，坐了两个小时的班车进了县城长途站，买了一张去南方的大巴票，没有目的地，只要离那个小县城越远越好。
到了广东之后，我用捡来的身份证进了一家电子厂的流水线，每天坐在传送带前面焊电路板上的电阻，一坐就是十二个小时，两班倒，手上全是松香和锡渣，晚上躺在八人宿舍的铁架床上，头顶的吊扇嘎吱嘎吱响，但我每天睁开眼睛的第一个念头都是同一个——终于没人打我了。
后来我从那家电子厂跳到了一家服装外贸公司做跟单，又跳到了另一家更大的做供应链管理，一步一步往上爬。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砸在了一件事上——赚钱。不社交、不恋爱、不娱乐、不休假。同事们以为我是“拼命三娘天生的工作狂”，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为什么在除夕夜都主动申请加班。我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因为我心里清楚得很，迟早有一天，我要用这笔钱买回我欠了自己十六年的那份公道。
二十四岁那年，我注册了自己的外贸公司，三个人起家，在最便宜的写字楼隔断间里打越洋电话找客户。三十岁那年，我在市中心买下了第一套房。三十二岁那年，我又买了一套，更大，专门用来实施我十六岁那年就在脑子里画好图纸的计划。
而这十六年间，陈耀长成了一个一事无成的成年人。他没考上大学，我爸花钱让他读了个民办专科，他辍学了。我爸又托关系给他找了份工作，他干了三个月嫌累不干了。他结婚，我爸把养老钱掏出来给他付了首付。他离婚，房子被前妻分走一半，我爸又把剩下的存款拿去给他填窟窿。他欠债，他换工作，他再欠债，这个循环永远在转，我爸像一台没关阀门的提款机，一直在往外吐钱。
与此同时，我妈老得很快。长年的操劳和压抑让她不到五十岁就白了半边头，脸上爬满了深深浅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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