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养三年，他们把我送进了火葬场

他们收养我，不是因为善良，而是为了拿我换钱。高考前夜，

我被推进手术室摘肾；病床上醒来，听见他们笑着说：“这丫头命硬，居然没死。”后来，

我亲手把他们的儿子送进监狱，把他们的房子挂上拍卖网。这一次，

轮到我说：“你们命也挺硬，怎么还不死？”第一章我叫林晚，十七岁，

被周家收养整整三年。收养协议上写得清清楚楚：周国栋、陈美兰夫妇自愿抚养我至成年，

承担生活与教育费用。作为回报，我需协助照顾他们独子周锐，

并在必要时“配合家庭安排”。当时我不懂“配合家庭安排”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知道了——就是随时准备为周锐牺牲。高三下学期，周锐查出肾衰竭，需要移植。

配型结果出来那天，全家围着餐桌吃饭，没人看我一眼。“晚晚，

”陈美兰夹了一筷子青菜放我碗里，声音温柔，“医生说你是唯一匹配的供体。”我手一抖，

筷子掉在桌上。“我……我才十七岁，”我声音发颤，“法律不允许未成年人捐器官。

”周国栋放下酒杯，语气平静：“你签个自愿书就行。再说，我们养你三年，不是白养的。

”“可我不是你们亲生的！”我猛地站起来，“你们当初收养我，是不是就为了这一天？

”“啪！”陈美兰一巴掌扇在我脸上，力道大得我踉跄撞到墙。“白眼狼！

”她指着我鼻子骂，“吃我们的、住我们的，现在连个肾都不肯给？周锐要是死了，

你就是杀人犯！”我捂着脸，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但没敢流下来。我知道，哭没用。

在这屋里，我的命不如周锐一根头发。第二天，学校通知我“因家庭原因休学”。

班主任想问情况，周国栋直接堵在校门口，笑呵呵地说：“孩子身体不好，回家调养。

”没人知道，我被带去了私立医院。没人知道，我在没有监护人签字的情况下，

被推进了手术室。麻醉针扎进手臂前，我听见医生小声问：“家属同意书呢？

”周国栋说：“她自己签了，你看不见吗？”我低头，

看见自己手里攥着一张纸——那是昨天他们逼我抄了二十遍的“自愿捐赠声明”。

字迹歪歪扭扭，全是泪痕。我想喊，但喉咙像被水泥封住。我想逃，但四肢已经发麻。

最后的记忆，是冰冷的手术灯，和门外陈美兰轻飘飘的一句：“快点做完，

晚上还得给锐锐炖汤补身子。”……我活下来了。但左腰那道疤，像一条丑陋的蜈蚣，

永远爬在我身上。出院那天，我没回周家。我在桥洞下睡了三天，靠捡矿泉水瓶换馒头。

第四天，我站在周家门口，听见他们在客厅笑。“那丫头命真硬，”陈美兰嗑着瓜子，

“摘了个肾还能走路，省了丧葬费。”周国栋哈哈大笑：“正好，保险公司赔的钱到账了。

说是‘意外重大疾病’，赔了八十万。”我站在门外，指甲掐进掌心，却没觉得疼。

因为更疼的，是心。但我不恨了。恨太累。我要他们——一个一个，跪着求我饶命。

第二章我在桥洞底下睡到第三天晚上，发起了高烧。雨水从破塑料布缝里漏进来，

滴在我左腰的伤口上，又冷又痒。我蜷成一团，牙齿打颤，脑子里却异常清醒。

他们拿走了我的肾，还骗了保险。这已经不是“虐待”，是犯罪。

可没人会信一个寄养女的话。除非——我有证据。天亮后，

我拖着身子走到最近的社区卫生站。医生看我脸色惨白、走路打晃，直接让我躺下。

“你这伤口感染了，”他皱眉，“谁给你做的手术？怎么连基本消炎都没做？”我没回答，

只问：“能开病历吗？要详细记录手术痕迹的那种。”他犹豫了一下，点点头。

我用最后十块钱买了支最便宜的圆珠笔，

在病历本背面写下第一行字：2025年4月17日，周国栋、陈美兰未经我同意，

强迫我进行活体肾脏摘除手术。写完，我把病历本塞进内衣里，贴肉藏着。纸很薄，

但那是我唯一的盔甲。下午，我去了市法律援助中心。接待我的是个戴眼镜的女律师，姓吴。

她翻完我的病历，又听我说完经过，眉头越皱越紧。“你有收养证明吗？手术同意书呢？

”“收养证在周家。同意书……是我被逼签的。

”我把那张皱巴巴的“自愿声明”掏出来——那是我趁护士不注意，

从医院垃圾桶里翻回来的。吴律师盯着签名看了很久：“字迹抖得厉害，还有泪渍。

如果做笔迹鉴定，能证明签署时处于非自愿状态。”她顿了顿，声音低下来：“但最难的是，

你未成年，他们是你法定监护人。法律上，

他们有权替你做医疗决定——除非你能证明他们恶意损害你的重大利益。

”“摘掉一个健康人的肾，还不算重大利益损害？”我声音发哑。“算。但你要证据链。

”她递给我一张名片，“先去派出所报案，做伤情鉴定。然后，

想办法拿到他们的聊天记录、转账记录、保险合同。越多越好。”我攥着名片走出大楼，

阳光刺眼。我知道，单靠一张病历和一张废纸，扳不倒他们。

但我还有一个人能利用——周锐。他刚做完移植手术，身体虚弱，情绪敏感。而我，

是他“救命恩人”。当天傍晚，我站在周家别墅外的梧桐树后，等他被保姆推出来晒太阳。

他瘦了很多，脸色蜡黄，看见我时，眼睛猛地睁大。“林晚？！”他声音发抖，“你还活着？

”我慢慢走过去，蹲在他轮椅前，声音轻得只有他能听见：“周锐，

你知道你妈怎么跟医生说的吗？她说‘反正不是亲生的，死了就当没养过’。

”他脸色瞬间煞白。“你爸拿了八十万保险金，”我继续说，“一分没花在你身上。

你吃的药，还是我住院时省下的止痛片换的。”“不可能！”他吼出来，

但眼神已经开始动摇。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颗药片——那是我在卫生站偷藏的普通维生素，

但包装和术后免疫抑制剂一模一样。“这是你昨天吃的药，”我把药片放在他手心，“你猜，

里面是什么？”他手指颤抖，死死盯着那颗白色小药丸。我知道，种子已经种下了。

周锐多疑、自私、极度怕死。只要让他怀疑父母在害他，这个家，就会从内部裂开。

回家路上，我给吴律师发了条短信：“我想申请变更监护人。可以操作吗？

”她很快回复：“如果你能证明原监护人严重侵害被监护人权益，

法院可以指定新监护人——比如学校、福利机构，甚至你自己成年后追认。”我停下脚步，

抬头看天。云层裂开一道缝，透出光来。他们以为我死了，或者至少废了。

但他们忘了——被逼到绝境的人，最不怕同归于尽。第三章周家别墅装了新监控。

我蹲在后巷垃圾桶后面，盯着侧门上方那个黑漆漆的摄像头，

数它转动的间隔——每28秒扫一次院子，死角只有3秒。够了。三天前，

我故意在周锐常去的康复群发了一条匿名消息：“你吃的抗排异药是假的，

真药被你妈卖给了黑市。”他立刻私信我追问，我没回，只发了个定位——城东废品站。

他知道那是我“住过的地方”。果然，当晚陈美兰就出门了，

开车去了两个地方：一家私人诊所，一个快递点。我跟在后面，

用手机拍下她从诊所提出来的保温箱——那种专门运器官的医用箱。她没发现我。

因为她根本想不到，那个被她摘了肾的“废物”，敢跟踪她。现在，我要进她家书房。

吴律师说，保险合同原件、收养协议、甚至手术安排记录，很可能锁在那儿。凌晨一点，

周家灯全灭了。我翻过围墙时，左腰的伤口猛地一抽，疼得我咬住手背才没叫出声。

但我不停。疼说明我还活着，活着就能讨债。书房在二楼最里面。门锁是老式旋钮，

我用发卡和回形针捣鼓了两分钟，咔哒一声开了。书桌抽屉上了密码锁。

我试了周锐生日——错。试了陈美兰生日——错。最后，我输了自己的生日。

滴——开锁成功。我愣了一秒，随即冷笑。他们连设个密码都懒得换，大概觉得我这种人，

连进这屋子的资格都没有。抽屉里有一份保单，受益人写的是“周锐”，

但附加条款注明：“若供体为非直系亲属，需提供伦理委员会审批文件。”没有审批文件。

也就是说，这场手术从法律上根本不成立。再往下翻，是一张手写收据：“收到定金20万，

余款60万术后付清。供体已控制，配型成功。——李医生”我手心冒汗，

迅速用手机拍下每一页。突然，楼下传来脚步声。我关掉手电筒，屏住呼吸缩进窗帘后。

“妈，我真的睡不着……”是周锐的声音，“我梦见林晚站在我床边，说我吃的药是毒。

”“胡说什么！”陈美兰压低声音，“她早被送走了，死活都不知道。你别瞎想，好好养病，

下周还要复查呢。”“可她说你们骗我……还说我的肾是从她身上硬挖的……”“那又怎样？

”陈美兰冷笑，“不是亲生的，能用就行。要不是她命硬扛住了，你现在坟头草都三米高了。

”我死死咬住嘴唇，血腥味在嘴里漫开。但他们接下来的话，让我浑身发冷。“对了，

”陈美兰说，“李医生刚来消息，说有个买家急着要肝，问我们能不能再‘安排’一个。

这次给一百万。”“谁？”“听说是个流浪少年，没人管的那种。”周锐沉默了几秒，

忽然问：“……林晚，是不是也这样被你们‘安排’的？”陈美兰没回答，

只是拍了拍他肩膀：“睡吧，儿子。这世道，心软的人活不长。”脚步声远去。

我等了十分钟，才从窗帘后出来。腿已经麻了，但手稳得可怕。我把照片上传到云端，

又发了一份加密链接给吴律师。然后，在书桌正中央，留下一张字条：你们欠我的，

不止一个肾。这次，我要你们全家坐牢。走出别墅时，天边泛白。我没回头。我知道，

从今天起，我不再是那个任人宰割的寄养女。我是他们的噩梦，刚刚开始。第四章三天后，

市局刑侦支队打来电话。“林晚是吧？”对方声音干脆，“你提交的材料我们看了。

现在正式立案，案由是：涉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保险诈骗、虐待被监护人。

请你今天上午十点来做笔录。”我挂掉电话，站在桥洞外的阳光下，深吸一口气。

风里有尘土味，也有自由的味道。做笔录时，吴律师坐在我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