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默，今年三十岁，住在这座南方城市一间十五平米的出租屋里，月租一千二，没有空调，没有洗衣机，只有一个转起来吱呀作响的老式吊扇。
今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没有人记得。父亲早上打了个电话，问了句“吃饭了吗”，然后就沉默了。我知道他想问什么——工作怎么样了，有没有对象，什么时候能稳定下来。但他没问，我也没说。挂掉电话后，我在床边坐了整整一个小时，看着窗外的城中村握手楼，两栋楼之间的距离近到我可以伸手摸到对面那户人家晾在窗台上的袜子。
我突然想，要不把自己这些年走过的路写下来吧。就当是给自己的一个交代。
高中毕业那年，我十八岁，高考考了三百二十一分。这个分数在我们那个县城，连最差的大专都上不了。我其实一点都不意外，三年高中我基本是在网吧和台球室度过的，课本翻开全是新的，连名字都没写。母亲看着成绩单哭了一整个晚上，父亲坐在客厅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堆成了小山。
第二天，父亲给了我两个选择：复读，或者去学门手艺。
我选了第三条路，去南方打工。
那是我第一次坐火车，绿皮车，硬座，二十三个小时。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上都是行李和蛇皮袋，泡面的味道混合着汗味，闷得人透不过气。我对面坐着一个四十多岁的大哥，河南人，在东莞的一家电子厂干了六年。他听说我是第一次出来打工，笑着说：“慢慢就习惯了，这边挣钱比老家强。”
我当时想，等我挣到钱了，一定要让父母过上好日子。
到了广东后，我投奔了一个在中山打工的表哥。他在一家制衣厂做裁剪，帮我介绍了同厂的一个岗位——打包工。说是打包，其实就是把做好的衣服叠整齐装进塑料袋，再装进纸箱，封好胶带，搬上托盘。工作不复杂，但累，一天站十二个小时，两条腿肿得像萝卜。第一个月我差点没坚持下来，脚底全是水泡，每天下班回到宿舍脱鞋的时候都疼得龇牙咧嘴。
宿舍住了八个人，上下铺，空间窄得两个人并排走都要侧身。室友们来自天南海北，有湖南的、四川的、广西的，年纪最大的四十五，最小的才十六，初中都没读完就跑出来了。大家白天累了一天，晚上回到宿舍也没什么娱乐，就是躺在床刷刷手机，偶尔有人买了啤酒和花生米，就围在一起喝两杯，吹吹牛，聊聊老家的姑娘。
我在那个厂干了八个月，每个月工资三千出头，扣除伙食费和住宿费，到手两千五左右。我给家里寄过三次钱，加起来八千块。母亲在电话里说，钱她帮我存着，以后娶媳妇用。
说实话，那种日子过久了，人是会麻木的。每天早上七点打卡，晚上九点下班，流水线一样的动作重复上千次，脑子什么都不用想，也不能想，一想就觉得这日子没有尽头。我开始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工友一下班就去喝酒，喝到醉醺醺地回来倒头就睡——清醒的时候太难受了。
转折发生在第九个月。那年年底，厂里接了一个大单，工期紧，要求连续加班。我们连续干了二十三天，每天只睡五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过一天。第二十四天早上，我站在流水线旁边叠衣服，叠着叠着，突然眼前一黑，整个人直挺挺地倒了下去。后来工友告诉我，我是脸朝下摔的，鼻子磕在水泥地上，流了一地的血。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厂区医务室里，医生说是过度疲劳加低血糖。老板派了个人来看我，拎了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说了句“好好休息”，然后告诉我，这段时间的工资会照发，但建议我休息好了再上班。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的意思，后来才知道，厂里怕我身体出问题赖上他们，这是在委婉地劝我走。
我在床上躺了三天，第四天主动去办了离职。表哥劝我再找找别的厂，说中山这边厂子多，不愁没活干。但我心里已经对工厂产生了本能的抗拒，那种日复一日的重复、那种被当成机器零件一样对待的感觉，让我觉得害怕。
那年我十九岁。离开中山后，我没有回家，而是去了广州。我在城中村里租了一个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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