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班车的等待

一老张开夜班公交车的第十五个年头，已经不太记得白天的城市是什么样子了。

他的班次是夜2路，从火车站到城北的最后一个小区，全程四十七分钟，一共二十三个站。

每天晚上十点发第一趟，凌晨四点收最后一趟，跑五个来回。

这条路线他闭着眼都能开——哪里有个坑，哪里该减速，哪个站的乘客最多，

哪个站半夜会上来什么样的人，他一清二楚。夜2路的司机换了一茬又一茬，

年轻的不愿意干，年纪大的干不动了，只有他还在。调度室的人说，

老张你是这条线的钉子户。他笑笑，不说话。他不觉得这是坚持，

也不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事。他只是习惯了这个点出门，习惯了这个点回家。白天睡觉，

晚上开车。他和这座城市的关系，就像两个作息不同的室友——住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很少打照面。每天晚上九点半，他会准时到调度室签到。换好工作服，检查车况，

点一遍零钱箱，然后坐在驾驶座上，等十点的钟响。这个等待的时间大概有十五分钟。

十五分钟里，他通常什么都不做，只是握着方向盘，看着站台上的人。

火车站前的广场在夜里很安静，不像白天那样人声鼎沸。路灯把站台照得昏黄，

偶尔有拖着行李箱的人走过，轮子在地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他通过前挡风玻璃看出去，

觉得这个城市像一个巨大的舞台，而他是唯一一个坐在观众席上的人。十点整，他发动车子。

夜2路，出发。二坐夜班车的人，和白天坐车的人不一样。

白天坐车的人是有目的的——上班、上学、办事。他们的脸上有方向，脚步匆忙，

每一分钟都有去处。但夜里坐车的人不一样。他们也有目的地，

但那个目的地看起来没有那么重要。或者说，重要的不是去哪里，

而是为什么要在这个点出门。老张开夜班车十五年，见过各种各样的夜行人。

有刚下火车的打工者，扛着蛇皮袋和编织袋，一上车就找个靠窗的位置坐下，

把袋子抱在怀里，头靠在玻璃上，很快就睡着了。他们的脸上有长途跋涉的疲惫，

也有到家前的松弛。老张从后视镜里看他们，会想起自己年轻时候跑长途的样子。

那时候他也是这样，坐在颠簸的车厢里，看着窗外的夜色一点一点地深下去，

心里想着家里那盏亮着的灯。有下晚班的服务员和保安，穿着制服，

身上带着油烟味或者保安室的消毒水味。他们通常不说话，上车之后默默地刷卡，

默默地坐下，默默地看手机。偶尔有人会跟他打个招呼：“张师傅，晚上好。”他点点头，

“哎，好。”这些人是夜2路的常客，每天都坐，坐了几年了。他知道他们在哪一站下，

知道他们住在哪个小区，但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他只知道他们的脸——那些在深夜的路灯下忽明忽暗的脸。还有那些不是每天都出现的人。

喝醉了的年轻人，三五成群，在车厢里大声说话，笑着，闹着，偶尔还会哭。

他不太喜欢这些人，不是因为吵，而是因为他们让他想起一些事。他年轻的时候也喝醉过，

也在深夜的街头游荡过。那时候他以为人生有无限的可能，以为自己会去很远的地方，

做一些了不起的事。后来他没有。他成了夜班车司机，在同样的路线上来来回回，

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也有一个人坐车的。一个中年女人，

总是在凌晨一点左右在人民医院那站上车，坐到终点。她每次都坐在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

不说话，不玩手机，只是看着窗外。老张从后视镜里看过她很多次。她的表情是空的，

不是悲伤，也不是平静，而是一种更复杂的东西——像是把所有情绪都用完了，

只剩下一个壳。他不知道她为什么每天这个点从医院出来，不知道她在医院里做什么，

是陪护病人还是自己看病。他没有问过。在夜班车上，沉默是一种默契。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但没有人想在凌晨一点的公交车上讲。三有一个乘客，

老张记得特别清楚。是个老头，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背微微驼着，但走路很稳。

他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的凌晨两点，会在城北的民政小区上车，坐到火车站，然后下车。

他从来不坐，一直站着，站在后门旁边，一只手扶着栏杆，一只手提着一个小布包。

布包是蓝色的，洗得发白了，上面印着某个药厂的广告。老张注意到他，是因为他的眼神。

那个老头的眼睛很亮，在深夜的车厢里，像两颗被擦过的星星。他不看手机，不看窗外，

只是看着车厢里的某个地方，好像在等什么。有时候他会跟老张说一句话，声音不大，

但很清楚：“师傅，辛苦了。”老张说“不辛苦”，他就点点头，不再说话。有一次，

老头在上车的时候脚滑了一下，差点摔倒。老张拉了手刹，站起来去扶他。

老头摆摆手说没事，站稳了，慢慢走到后门旁边。老张回到驾驶座上，从后视镜里看他。

老头扶着栏杆，呼吸有些急促，但表情很平静。“您这个点出来，家里人放心吗？”老张问。

老头笑了笑。“我一个人住。”“那您每个月都坐火车？”“不坐火车。”老头说，

“我来接人。”“接谁？”老头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沉默了。老张以为他不想说，

就没有再问。车到了火车站，老头下了车，提着那个蓝布包，慢慢地走向出站口。

老张把车停在站台上，等发车时间。他通过车窗看出去，看到老头站在出站口的栏杆外面，

面朝着出站的方向，一动不动。火车站的钟楼指向凌晨两点十五分。这个时候没有火车到站。

下一班到站的火车是凌晨三点二十，从南方开来的。老头要等一个小时。

在凌晨两点的火车站，一个人，等一个小时。老张的第二趟车是两点四十发车。

他发车的时候，老头还站在那里，姿势没有变过。车开出站台，

老张从后视镜里看到老头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夜色里。第二个月，

老头又来了。同样的时间，同样的站，同样的蓝布包。这一次老张没有忍住，把车停稳之后，

走到后门旁边，跟老头说：“您到底在等谁？”老头看了他一眼，想了很久，

说：“等我儿子。”“您儿子坐哪趟车？”“三点二十那趟。”“从哪来的？”“南方。

”“他在南方工作？”老头沉默了一会儿。“他在南方坐牢。”老张愣住了。

他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头倒是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判了十五年，

”老头说，“今年是第十年。每个月最后一个周五，他打一次电话回家。我接不到他的电话，

就每个月来火车站。他打电话的时候说，爸，我在路上了，快到家了。我就来等他。

”“可是……”“我知道他不在火车上。”老头打断了老张，“我知道他在里面。

但他说他在路上了，我就来等他。万一哪天他真的在火车上了呢？万一他提前出来了呢？

我不来，他下车了看不到我，会难过的。”老张站在后门旁边，手扶着座椅的靠背，

说不出话。车厢里的灯很亮，把老头的白发照得像雪。“您等了十年了？”“十年。

”老头点点头，“每个月一次。一百二十次了。有时候下大雨，有时候下大雪，但都来了。

不来不行。万一他回来了呢？”老张回到驾驶座上，发动车子。他开得很慢，

比平时慢了很多。不是因为路上有什么情况，而是因为他觉得这一趟车不应该开得快。

他载着一个等了儿子十年的父亲，这份重量让整个车厢都沉了下来。后来的每个月，

老张都会在那个时间看到那个老头。有时候他会提前几分钟到站，让老头在车上多待一会儿。

有时候他会故意开慢一点，让老头少等一会儿。他不知道这有什么用，

但他觉得这是他能做的唯一的事。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凌晨两点的气温零下十度。

老张到民政小区的时候，老头已经在站台上了。他穿着一件旧棉袄，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

鼻子冻得通红。老张把车门打开，让他上来，然后从驾驶座旁边拿出一个保温杯，

倒了一杯热水递给他。“喝口热水，暖暖。”老头接过来，两只手捧着杯子，喝了一口。

热水冒出的白气和他的呼吸混在一起，在车厢里飘了一会儿就散了。“张师傅，”老头说，

“你说他会回来吗？”“会的。”“你怎么知道？”老张想了想。“因为他有您这样的父亲。

有您这样的父亲在等他，他一定会回来的。”老头没有说话。他低下头，捧着杯子，

肩膀微微抖了一下。老张没有看他的脸。他转过头，看着前方的路。路灯一盏一盏地亮着，

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地方。那条路像一条光带，铺在城市中间，把黑夜切成两半。

后来老张退休了。退休之前，他最后一个夜班，开的是二月最后一个周五的夜2路。

那天晚上，他特意在民政小区多停了一会儿。老头上车的时候，

他注意到老头的脚步比之前慢了一些，背也更驼了。“您还好吗？”老张问。“还好，

就是膝盖不太行了。”“那您还来？”“来。走也走来。”车到火车站，老头下了车。

老张看着他走向出站口，背影在路灯下拖出长长的影子。他想说点什么，但张了张嘴，

什么也没说出来。他按了一下喇叭，短促的一声，在空旷的站台上响了一下。老头回过头，

朝他挥了挥手。然后继续往前走，走向出站口，走向那个他等了十年的方向。

老张把车开出站台，最后一次行驶在夜2路的线路上。经过人民医院的时候，

他看了看那个常坐最后一排的中年女人常上车的位置，没有人。经过城南夜市的时候，

那几个下晚班的服务员正在等车，但夜2路已经不是他的车了。他看了看后视镜里的自己，

头发也白了，脸上有了皱纹，眼袋很深。十五年，在这条路上来来回回，像钟摆一样。

钟摆摆动了十五年，停下来的时候，时间已经过去了。四老张退休之后，

夜2路换了一个年轻的司机，姓刘，三十出头，原来跑白班的。调度室的人说小刘不错，

技术好，人也稳当。老张听了，点点头，没说什么。但他还是会在晚上醒来。

十五年的生物钟不是那么容易改的。每天晚上九点半，他会自然地睁开眼睛，

躺在床上看天花板。十点的时候，

他会听到夜2路从他家楼下的马路上经过的声音——发动机的轰鸣声，车门开关的气压声，

然后是一阵低沉的加速声，越来越远，消失在夜色里。那个声音他听了十五年，

熟悉得像自己的心跳。现在他躺在床上听那个声音，觉得它既近又远。近到就在窗户底下，

远到像另一个世界的声音。有时候他会想，那些坐夜班车的人现在怎么样了。

那个每个月去火车站等儿子的老头，还在等吗？那个每天从医院出来的中年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