闹钟响的时候，凌天觉得自己可能快死了。
不是夸张，是字面意义上的那种——太阳穴像被人拿钝刀子来回锯，胃里翻涌着昨夜泡面和廉价啤酒混合发酵的酸腐气息，四肢像是灌了水泥一样沉重，连抬手的力气都没有。他趴在床上，脸埋在枕头里，用最后一丝残存的意识摸到手机，把那该死的闹钟关掉了。
凌晨一点四十七分。
他昨天晚上——不对，是今天凌晨——几点睡的来着？凌天迷迷糊糊地回忆了一下，好像是一点钟左右。公司在赶一个新项目，他已经连续加班二十三天了，每天都是凌晨一两点才到家，洗个澡倒头就睡，第二天早上八点半的闹钟一响，又是一天轮回。他的生活已经简化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上班，加班，回家睡觉，上班，加班，回家睡觉，循环往复，永无止境，像一头被蒙着眼睛拉磨的驴，唯一的区别是驴不会给自己点外卖。
昨天是他连续加班的第二十三天，也是项目交付的最后期限。他记得自己坐在工位上盯着屏幕改代码，眼睛干涩得像塞了两团砂纸，手指机械地在键盘上敲击，大脑已经停止了思考，全靠肌肉记忆在干活。隔壁工位的小王递给他一杯咖啡，他接过来一口闷了，烫得舌尖发麻也没在意。项目经理老周在群里发了一句“兄弟们再坚持坚持，这个项目做完请大家吃大餐”，群里寂静了三秒钟，然后稀稀拉拉地蹦出来几个“收到”的表情包。
凌天没回。他那时候正在跟一个莫名其妙的bug死磕，代码明明没写错，跑起来就是报错，查了一个多小时发现是后端那边改了一个变量名没通知前端。他深吸一口气，在心里把后端的祖宗十八代问候了一遍，然后继续改。
凌晨十二点半，他终于搞定了手头的模块，关上电脑，走出公司大门。十一月的夜风刮在脸上，冷得他打了个哆嗦。他站在公司门口那棵半死不活的银杏树下抽了一根烟，烟雾在路灯下缓缓升腾消散，像是他正在一点一点蒸发掉的生命力。手机振动了一下，是信用卡的还款提醒，他看了一眼余额，又默默地把手机塞回了口袋。
打车回家的路上，司机师傅放着深夜电台的情歌，女主播用甜美的声音说着“在这座城市里，你找到那个可以依靠的人了吗”，凌天靠在车窗上，看着外面飞掠而过的霓虹灯，忽然觉得这句话刺耳得要命。
依靠的人？他连依靠的猫都没有一只。租的房子是隔断间，房东明令禁止养宠物。大学时候谈过一次恋爱，毕业就分了，对方嫌他没出息，他嫌对方太现实，俩人吵了一架不欢而散，从此再也没有过任何感情经历。工作五年，他的人际关系网缩小到了一个可怜的范围——同事、外卖骑手、楼下便利店的收银员大姐。他妈隔三差五打电话过来催婚，他每次都敷衍说“快了快了在找了”，挂掉电话继续对着电脑屏幕吃外卖。
他也不是不想谈恋爱。只是谈恋爱需要时间、精力、金钱，以及一颗还没有被生活磨平的心。这四样东西他一样都没有。
回到家已经快一点了，他脱掉外套瘫在沙发上，打开电视随便调到一个台，正在播晚间新闻。画面里是某个国家的军事冲突，导弹在夜空中划出亮白色的轨迹，记者的声音急促而紧张。凌天看了一会儿，切换到了体育频道，又切换到电影频道，最后关了电视，从冰箱里摸出一罐啤酒，就着剩下半袋已经受潮的薯片，有一口没一口地吃着。
他的出租屋不大，四十来个平方，客厅和卧室连在一起，阳台是唯一的采光来源。家具都是房东留下来的老旧货色，沙发塌了一半，茶几腿底下垫着一本过期的时尚杂志，冰箱嗡嗡作响，每隔二十分钟就会发出一声巨大的咯噔声，像是随时准备散架。墙上贴着一张皱巴巴的世界地图，是他搬进来那天从旧书摊上淘来的，五毛钱，他当时想着万一哪天中彩票了可以规划一下环游世界的路线，后来发现别说环游世界了，他连北京都环游不起。
啤酒喝到最后一口的时候，凌天忽然觉得胸口有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闷气堵在那里，上不来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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