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高，蘑菇摊在太阳底下晒着，有几朵开始蔫了。他拿手背擦了擦汗，心里急得嘴角冒泡。前世工厂里干了二十年，流水线上的活一板一眼，但没卖过一分钱的东西。现在让他摆摊叫卖，跟要他命一样。
旁边那个卖鸡蛋的大婶终于忍不住了："小伙子，你这蘑菇不喊价，谁知道你卖啥？得吆喝！"
周远张了张嘴，还没说话，一个声音从头顶落下来。
"这蘑菇咋卖？"
周远猛地抬头。
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男人站在他面前，四十来岁，国字脸，眉眼间透着股精明劲儿。他手里拎着个帆布包，看样子是镇上单位的。他低头看了看篓里的蘑菇，又拿起一朵翻来覆去看了看菌褶。
"五……五毛一两。"周远说。他不知道该喊多少，随口说了一个数。
男人蹲下来，又拿了几朵看了看。"品相一般，日头晒蔫了一半。菌褶发黑了，再放半天就不好卖了。"
"山里采的，今早刚摘的新鲜着呢。"
"新鲜不新鲜我看得出来。"男人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五块钱，全包了，行就行，不行就算了。"
周远愣了一秒。五块钱。够买三副止咳药了——他算过，镇上药铺的川贝枇杷膏，一瓶一块七，三瓶五块一。
"成。"
他从竹篓里把蘑菇和蕨菜全掏出来，递过去。男人从帆布包里摸出一张五块，递到他手里。票子有点皱，边角磨得发毛，蓝色的墨迹都快看不清了。
周远攥着那张票子，手在抖。
五块钱。他这辈子赚的第一笔钱。
男人拿着蘑菇走了，走到半路又回头看了他一眼，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没说。周远蹲在原地，看着自己空了的手，忽然想笑。
他站起来，拍拍屁股上的土，往回走。路上经过那个卖鸡蛋的大婶，大婶还在看他，眼神里带着点说不清的意味。周远没理她。他脑子里在算账：一篓蘑菇五块，如果天天来，一个月一百五。加上蕨菜和别的山货，两百块不是梦。
但两百块也不够。远远不够。
第二天，他天不亮就上山了。第三天也去了。第四天也去了。
一天采一天卖，五毛一两变成四毛也行，三毛也卖——但只卖品相差的，好的他留着找更好的买家。慢慢地他知道什么样的蘑菇供销社收，什么样的价钱高。他把最好的挑出来，用青苔垫着，保持水分。蕨菜也是，捆扎齐整，根部裹块湿布，看着就新鲜。
一周下来，他攒了十二块钱。
比村里人一个月收入还多。但他知道，这只是个开始。
回村的路上，他走得很慢。不是腿疼，是舍不得走快。路两边的麦田刚刚抽穗，绿油油的，风一吹就翻起波浪。远处山腰上有几户人家，炊烟升起来，细如丝线。
他想起前世走这条路的时候，从来不会看这些。十八岁的心里只有远方，远方的城市、远方的工厂、远方的钱。路边的麦田他看都不看一眼，嫌挡路。
现在他看什么都是好的。路边的野花是好的，田里的蚂蚱是好的，头顶上盘旋的老鹰也是好的。活着就是好的。
走到半路，天黑下来了。月亮升起来，又白又圆，照着山路，亮堂堂的。他借着月光走完了剩下的路，推开院门的时候，看见灶房的灯还亮着。
张秀兰坐在桌边等他。桌上放着一碗粥，凉了，表面结了一层薄膜。
"回来了？"她问，声音里带着点小心翼翼的试探。
"回来了。"他把十二块钱掏出来，一张一张摆在桌上。张秀兰看着那些票子，嘴张了张，什么也没说出来。
从那天起，他给自己定了个规矩：不管多累多晚，每天必须采一篓货。下雨天穿蓑衣也要去。下大雪也去。山路上滑，他摔过两跤，膝盖磕破皮，血和泥混在一起，回家的时候裤腿都硬了。
张秀兰心疼他，不让他去。他笑着说"没事"，第二天又走了。
他不是不怕苦。前世在工厂里站了二十年，苦不苦？苦。但那种苦是白吃的，吃完了什么也没得到。现在的苦不一样——每一步路、每一个蘑菇，都是往娘的药钱里添一块砖。这种苦，他吃得心甘情愿。
他走过麦田的时候，弯腰拔了一根麦穗，放在嘴里嚼。麦粒还是绿的，浆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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