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留意沈让手机里的那个加密相册。我没有偷看，我只是注意到他偶尔翻照片时会下意识侧过身，把屏幕偏一个角度。
那个角度，刚好避开我的视线。
他从来不知道，我在厨房做饭时，抽油烟机的黑色镜面能反射客厅里的一切。他不知道我看见过他对着手机笑，那种笑我从来没有见到过——眉眼全部舒展开，嘴角上扬的弧度带着少年感。他跟我在一起时，笑是礼貌的、得体的、点到为止的。但在那个加密相册面前，他整个人都是柔软的。
第二年结婚纪念日，我特意请了半天假，做了他爱吃的红烧排骨。他回来看了一眼餐桌，说了一句“辛苦了”，然后坐下来安静地吃完，放下筷子的时候甚至没有看我。
“我还有个项目要处理，你先睡。”
他进了书房。门关上。
我把碗筷收进厨房，站在水池边洗了很久。水流哗哗响着，盖住了眼泪掉进洗碗池的声音。那天晚上我蹲在厨房地上，翻来覆去地想一个问题。
如果我消失了，他会发现吗？
后来我找到了答案。不会。
有一次我出差三天，回来发现家里的垃圾桶没有任何新增的垃圾。冰箱里的菜原封不动，门口的拖鞋只有我穿的那双换过位置。他三天没回家。我问他，他说加班住在公司。我问他吃什么，他说外卖。我没问下去，因为再问就太难看了。
第三年春天，我发现自己开始忘事。
起初是钥匙。明明记得放在包里，翻遍了没有，最后在冰箱里找到。我笑自己粗心。
然后是名字。电梯里遇到隔壁的张姐，张嘴要打招呼，她叫什么来着？明明上个月还一起拼过奶茶。我硬着头皮寒暄完，关上门在玄关站了好久。
再来是数字。沈让的手机号尾数是什么来着？我打开通讯录，发现存的备注从“老公”变成“沈让”，是我自己改的。什么时候改的？我不记得了。
我去医院那天，其实约的是上午十点。等我赶到时已经十一点半了，护士说女士你挂的是昨天的号。我重新挂了一个专家号，坐在候诊区等了一小时四十分钟，等到整个走廊几乎空了才轮到我。
神经内科的诊室很大，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老医生的镜片上。他问了我一串问题，让我做了一堆测试，又开了磁共振和PET。等结果的那几天，我每晚躺在床上，听着身边沈让均匀的呼吸声，想了很多很多。
想到最后我发现，我好像不怎么怕。
诊断出来那天，老医生问我：“家属来了吗？”
我说：“我没有家属。”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报告递给我。上面写着一行冷冰冰的字——早发型阿尔茨海默症，伴有轻度认知功能障碍。
“你才二十九，”他说，声音很轻，“这个年龄发病的案例很少，但不是没有。它会发展得比老年型更快，你需要有人照顾。”
我问：“大概多久？”
他沉默了几秒：“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但通常来说，中晚期可能需要三到五年。”
三到五年。我会慢慢忘记怎么回家，忘记怎么系鞋带，忘记自己叫什么。我会忘掉苏婷的脸，忘掉妈妈的声音，忘掉所有热泪盈眶的瞬间。然后，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我会先忘掉沈让。
也好。用这场病，换一场刑满释放。
从医院回来那天晚上，沈让破天荒回来得早。他窝在沙发里看手机，厨房里烧着水，壶嘴冒出白汽。我从玄关换鞋进来，站在他背后，看着他后脑勺上那一小撮翘起的头发。
“沈让。”
“嗯？”
“我们离婚吧。”
他滑动屏幕的手指停下来。客厅里只剩下水烧开的咕嘟声，和暖气片偶尔咔哒的响声。他转过头看我，眉头微微皱起，不是震惊，不是慌张，更像是某种被打扰了的不耐。
“又在闹什么？”
又在。他说的是“又”。
以前我提过离婚，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发现相册那次，我说“沈让你要不爱我就放我走”，他没说话。第二次是纪念日之后，我说“我累了”，他靠在门框上看我整理行李箱，始终没拦，直到我走到门口才开口：“这么晚了，去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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