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上海煤油完整版在线阅读_上海煤油完整版阅读

那桶煤油是淡黄色的，装在生锈的白铁皮桶里，拧开盖子时，味道冲得人眼睛发涩。

许多年后我走过加油站，闻见汽油味还会想起那天下午——1986年8月11日，

丙寅年七月初六，立秋刚过四天，厂区梧桐树的叶子边缘已经开始发黄。

我提着煤油桶走过三号家属楼时，二楼王婶正在收晾晒的棉被。她探出半个身子，

竹竿在阳光下挑起一团蓬松的云。我埋着头加快脚步，煤油在桶里晃荡，发出沉闷的哗啦声。

王婶大概看见我了，但没招呼。那时候厂里的孩子提着各种奇怪的东西乱窜是常事，

可能是从车间顺出的铜丝，也可能是从实验室捡回的烧瓶。没人会多问。

大熊家住在一号楼的二层。一号楼是苏式建筑，红砖墙，拱形窗，门前有三级水泥台阶。

这栋楼住的都是厂领导和军代表。我家在四号楼，同样结构的楼，

但住的是技术员和普通工人。两栋楼之间隔着篮球场和开水房，直线距离不到两百米，

却像隔着什么看不见的界线。我踏上台阶时，腿在发抖。不是害怕，

是那种连续跑了三千米后的虚脱感，膝盖发软，心跳撞得肋骨生疼。左手提着煤油桶，

右手攥着家里那把最厚的菜刀——刀背上沾着干涸的葱末，母亲上周还用它剁过排骨。

木门上贴着去年的春联，红纸已经褪成粉白，但“军属光荣”四个烫金字还很清晰。

我没敲门，直接把煤油倒在门上。液体顺着门板往下淌，渗进门缝，

在水泥地上洇开深色的印子。接着我往自己身上倒，从头顶浇下去。煤油顺着头发流进领口，

前胸后背的背心瞬间贴在皮肤上，冰凉，然后迅速变得黏腻。我划着火柴。

火焰在火柴梗上跳跃，很小的一簇，在午后的阳光里几乎看不见。但我能感觉到它的温度，

灼着指尖。我把它举到胸前，另一只手把菜刀横在自己脖子上——刀刃贴着喉结，

凉得让人一激灵。“熊建军！”我喊他的大名，声音尖得自己都陌生，“你出来！

”楼道里有回声。远处传来厂广播站试音的声音，先是电流的刺啦声，

接着是《歌唱祖国》的前奏。每天下午四点，广播会准时响起。楼上有人推开窗户。

斜对门也开了条缝，很快又关上。“我数到十！”我吼，“不出来跪着道歉，我就点火！

”煤油味混着汗味，还有我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刀锋在脖子上压出一道浅痕，不疼，

但能感觉到皮肤随时会被切开的那种预兆。“一！”二楼窗户开了，是大熊他妈。

一个烫着卷发的女人，穿着的确良衬衫，趴在窗台上往下看。她愣了几秒，

然后尖叫起来：“建军！你别出来！疯子！这是个疯子！”“二！”菜刀握得太紧，

虎口发麻。我想起父亲说过的话——他检验电机时，会用手指弹弹外壳，

说“这东西有没有问题，听声儿就知道”。现在我的身体里也在发出某种声音，

像绷到极致的钢丝，下一秒就要断裂。“三！”楼梯传来脚步声。不是大熊，是保卫科的人。

两个穿绿军装没领章的男人跑过来，手里提着胶皮警棍。他们停在台阶下，仰头看我。

“小兔崽子放下！”年长那个喝道，“无法无天了还！”“四！”我喊得更大声，

火柴几乎要烧到手。年轻那个往前迈了半步。我立刻把火柴往胸口凑，

火苗离浸透煤油的背心只有两寸。“再走一步试试！”我说，每个字都从牙缝里挤出来。

他们不动了。“五！”这时门开了。不是完全打开，只开了一条缝。

大熊的半张脸从门缝里露出来，胖，白，雀斑在鼻梁上密密麻麻。他看见我，

眼睛里先是惊恐，然后是那种我熟悉的、属于军代表儿子的傲慢，但这次傲慢底下压着慌乱。

“六！”我盯着他。“你疯了吧陈默？”他说，声音发颤，但还在努力撑着架势，

“为了点红薯干？”“七！”保卫科的人喊：“建军你先进去！别刺激他！”“八！

”大熊的喉结滚动了一下。他看了看我胸前的火柴，又看了看我脖子上的刀。

煤油正从我的裤腿往下滴，在水泥地上积了一小摊。阳光照在那摊液体上，

反射出彩色的油光。“九！”“我道歉！”他突然喊出来。“跪着。”我说。

“你别太过分——”“十——”“我跪！”他吼。门开大了些。他走出来，

穿着印有“中国”二字的红色背心，蓝短裤，塑料凉鞋。他在门口那摊煤油前停住，

犹豫了一下，然后弯下膝盖。不是跪下，是蹲。半蹲不蹲的姿势，像上厕所。“跪直。

”我说。他抬头瞪我，眼睛里全是血丝。我们对视了大概五秒钟——后来回想，

可能只有三秒，但在那个下午，漫长得像一整个暑假。最后他膝盖一沉，真的跪下了。

跪在自己家门口，跪在被我浇了煤油的地上。“对不起。”他说，声音很小。“大声点。

”“对不起！”这次是吼出来的，带着哭腔。我手里的火柴烧到手了。刺痛让我松手，

火柴梗掉在地上，在煤油渍里“嗤”地灭掉，冒出一缕细得几乎看不见的青烟。

我把菜刀从脖子上挪开。手腕一软，刀“哐当”掉在地上，在水泥台阶上弹了一下，

滚到保卫科那人脚边。然后我转身，走下台阶。煤油顺着裤腿滴了一路。走出十几米后，

我才开始发抖。先是手，然后是腿，最后全身都在抖，像发疟疾。

我蹲在篮球场边的水泥管旁，吐了。早上吃的稀饭和咸菜，混着黄色的胆汁，

全都吐在砂土地上。阳光很亮，晒得我头晕。煤油在身上结成一层膜，又黏又痒。我抬起头，

看见一号楼二层的窗户后面，大熊还跪在门口。

他爸——那个永远穿军装、走路腰板笔直的中年男人——正从楼梯上快步下来。我站起来，

往四号楼走。那一年我十四岁，在三线厂子弟学校读初三。因为小学跳过一级，

我是班里最小的。大熊十六岁，留过两级，比我高一个头，重至少四十斤。

冲突的起因很简单：暑假前，他让我帮他写暑假作业。我没答应。就这么简单。

2 线厂里的暗涌我们厂的全称是“国营第四七一厂”，代号“东风厂”，

藏在黔北的山沟里。厂区是六十年代三线建设时建的，

从沈阳、上海、西安的老厂抽调人员和设备，在这片原来只有苗族村寨的地方，

硬生生建起一个五脏俱全的小社会。厂里主要生产歼击机用的电机和航电系统。

最红火的时候有职工加家属近万人，有自己的学校、医院、商店、电影院、澡堂子，

甚至有个小小的动物园，养着两只猴子和一只孔雀。厂区围墙外就是山，层层叠叠的，

春天开杜鹃，秋天长蘑菇，冬天偶尔会下雪。我父母都是清华毕业的。1965年毕业，

1966年进厂，正好赶上三线建设的高潮。母亲在研究所，

搞“歼-8”的航电系统国产化。研究所是保密单位，代号“七室”，

在山体里挖出的洞库里，进出要通行证。母亲经常一进去就是几个月，回家时脸色苍白，

身上有股奇怪的金属和绝缘漆混合的味道。父亲在检验科，主要工作是出差。

歼击机的电机装在飞机上，出故障了，总装厂的人修不好，就打电话到厂里，厂里派他去。

他去过沈阳、成都、西安，有一次还在戈壁滩的试飞基地待了两个月。

回家时总会带点当地特产——沈阳的榛子、成都的辣椒酱、西安的腊牛肉，用油纸包着，

塞在旅行袋的角落里。所以我大部分时间一个人在家。四号楼302室，一室一厅，水泥地，

白灰墙。我会做饭，会把粮票和钱算清楚，

会在父母出差时把家里的“五好家庭”奖状擦干净。但我不会打架。大熊会。他爸是军代表，

1969年驻厂，1976年正式转业留在厂里，任党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部长。

大熊从小在厂武装部的院子里玩，摸过真枪——虽然是卸了撞针的，但毕竟摸过。

他有一帮小弟，都是留级生或者成绩吊车尾的，在厂子弟学校初中部横行霸道，收保护费，

抢饭票，在厕所里堵人。我没惹过他。甚至尽量躲着他。但有些事情躲不掉。

初二下学期期中考试，我物理考了满分，大熊考了17分。

物理老师——一个戴眼镜的上海女人——在课堂上说：“有些同学，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自己却不争气。有些同学，父母忙工作顾不上管，照样考第一。”她没说名字，

但所有人都回头看我和大熊。下课铃一响，大熊在走廊堵住我。“卷子给我看看。”他说。

我把卷子递过去。他看都不看，直接撕了，从三楼扔下去。碎纸片在风里散开，

像一群白蝴蝶。我没说话，回座位坐下。下午我去教师办公室，说卷子丢了，补了一张。

第二次是打饭。食堂中午有红烧肉，限量，去晚了就没了。我排了二十分钟队，

终于轮到我了，饭盒刚递进窗口，大熊从旁边挤过来，把自己的饭盒塞进去。“先给我打。

”他对炊事员说。炊事员看看他，看看我，接过了他的饭盒。我说：“我先排到的。

”大熊转身，用胸口撞我。他比我高一头，我往后踉跄，踩到后面人的脚。那人推我一把，

我撞在打饭的窗口上，铝制饭盒“哐当”一声掉在地上。“你再说一遍？”大熊凑近，

嘴里有股葱味。我没再说。捡起饭盒，重新排队。那天中午我只吃到炒白菜和馒头。第三次，

第四次……都是小事。碰掉我的书，抢走我的钢笔，在我起立回答问题时踢我凳子。

每次我都忍了。母亲说过：“咱们家是外来的，别惹事。”父亲说：“心思用在学习上，

别的别管。”我忍了。直到暑假。3 消失的红薯干暑假作业是四十篇日记，二十篇作文，

外加数学、物理、化学各一本习题册。放假前三天，大熊在放学路上拦住我，

把一摞空作业本塞我怀里。“帮我写了。”他说。“不行。”我把本子还给他。“十块钱。

”他说。“不行。”“二十。”“我自己都写不完。”他盯着我看了几秒，然后笑了，

拍拍我的脸——不是打，是拍，像拍狗那样。“行，你有种。”我没把这事放心上。

暑假开始后，我每天上午写作业，下午去后山捡柴火、采蘑菇，或者在厂图书馆看书。

图书馆在一号楼的一层，两间屋子，藏书大多是技术手册和政治读物，

但也有《青春之歌》《林海雪原》这种小说，还有一套缺了本的《十万个为什么》。

7月23日，母亲从研究所回来了。这次只待三天，脸色比上次还差，咳嗽，低烧。

她说洞里潮湿，关节疼。我给她熬姜汤，用热水泡脚。晚上她坐在灯下给我补袜子，

突然说：“默默，妈妈可能要调出研究所了。”“为什么？”“身体不行了。”她笑笑，

手指捻着线头，“所里任务重，我这身体扛不住。领导说可以去技术科，坐办公室。

”我没说话。我知道母亲喜欢研究所的工作。她书桌的玻璃板下压着一张照片，

是她和同事在“歼-8”原型机前的合影。她穿着白大褂，手里拿着图纸，笑得很开心。

三天后母亲又回所里了。走前她蒸了一锅馒头，腌了一缸咸菜，

把我的衣服都洗了晾在阳台上。其中有两件背心破了洞，她说下次回来补，但一直没补。

父亲8月初回来了一趟，只住了一晚。带回来一包西安的腊牛肉，

还有一件印着“西安”字样的白色背心，我穿着太大，他说长大就能穿。晚上他检查我作业，

看到我在自学高一的物理，点点头说：“好，要有自学能力。”“爸，你能教我吗？”我问。

他大学是学电机的，物理底子好。“我现在没时间。”他翻着图纸，头也不抬，

“这套系统下个月要装机试飞，问题很多。”“就一个问题，

”我指着书上的麦克斯韦方程组，“这个——”“去问老师。”他说，“我明天一早的火车。

”第二天早上五点，他拎着那个印有“上海”字样的灰色旅行袋走了。

我站在阳台上看他走出楼门，在晨雾里越走越小，最后消失在通往厂门口的路上。

然后我继续一个人过日子。8月10日，我做了一件事：晒红薯干。厂里每月供应五斤红薯，

我吃不完，就切片蒸熟，晒在屋顶上。我们楼的屋顶是平的，水泥抹面，

厂里人家都在上面晒东西——萝卜干、茄子干、辣椒、咸菜，用纱网罩着，防苍蝇。

我用竹匾装了红薯干，爬上屋顶，在东南角找了个位置摆好。那片地方朝阳，通风，

旁边是王婶家晒的霉干菜。第二天中午，我上去翻面，发现红薯干不见了。竹匾还在，

但空了。水泥地上有乱七八糟的脚印，还有一滩水渍，在太阳下快干了，但还留着痕迹。

我蹲下闻了闻，尿骚味。我端着空竹匾下楼，在楼梯口遇见了王婶。

她压低声音说：“早上我看见熊家那小子带人上去了，你……”“谢谢王婶。”我说。

我没回家，直接去了一号楼。4 西瓜扣头的羞辱大熊家在二楼最东头。我敲门，

里面传来拖鞋声。开门的是他妹妹，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扎着羊角辫。“我找熊建军。

”“哥！”女孩回头喊。大熊从里屋出来，穿着背心裤衩，手里拿着半个西瓜，

用勺子挖着吃。看见我，他挑挑眉。“我红薯干呢？”我问。“什么红薯干？

”“屋顶上晒的。”“不知道。”他挖了勺西瓜，红色的汁水顺着下巴流下来。

“有人看见你上去了。”“上去了就是我拿的？”他笑，“屋顶是你家的？”“用尿浇了。

”我说。“哟，那可惜了。”他舔舔勺子，“说不定是野狗尿的。咱们厂野狗多，你不知道？

”他身后，客厅里传来电视的声音，是《射雕英雄传》。郭靖在说“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我把竹匾放在地上。“你赔我。”“赔什么？”他往前一步，胸口的肥肉颤了颤，

“你哪只眼睛看见是我弄的？嗯？”“有人看见。”“谁看见？你让他来跟我对质。

”他又往前一步，我不得不后退，踩在楼梯台阶上。“陈默，我告诉你，

”他用勺子指着我鼻子，“别给脸不要脸。让你写作业是看得起你，你他妈还不识抬举。

”“我不会帮你写的。”“谁让你写了？”他笑，“现在你想写，我还不让呢。滚蛋，

别挡我家门。”我没动。他脸上的笑收起来。“滚，听见没？”“你赔我红薯干。”我重复。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然后突然抬手，把手里那半个西瓜扣在我头上。西瓜瓢碎开，

红色的汁水顺着我的头发、脸、脖子往下淌。西瓜子粘在脸上，凉丝丝的。我愣在那儿，

听见他妹妹在屋里笑。“臭老九的儿子，”大熊凑近，嘴里喷出西瓜的甜味，“就欺负你了，

怎么滴？”我没说话，转身下楼。西瓜汁滴在楼梯上，一步一个红印。回到家，

我站在水龙头下冲头。凉水浇在头上，冲掉西瓜瓤，但冲不掉那股甜腻的腥气。

我盯着水池里旋转的红色液体，想起母亲补袜子时的侧脸，父亲头也不抬翻图纸的手，

还有屋顶上那滩已经干了的尿渍。然后我去了厨房。菜刀挂在墙上，刀刃有一处小缺口，

是上次砍骨头崩的。我把它取下来，又从床底下拖出煤油炉。炉子里的煤油还有半壶，

我找了个空的白铁皮桶——原来是装油漆的，洗干净了——把煤油倒进去。拧上盖子时，

我手很稳。出门，锁门。下楼。走过篮球场时，几个小孩在打篮球，

球砸在水泥地上“砰砰”响。其中一个是我同学，他看见我，挥手想打招呼，

但手举到一半停住了，看着我手里的刀和桶。我没理他，继续走。

5 暗夜里的反击跪着道歉之后，我以为事情了结了。我错了。第二天早上，

我去食堂打早饭，排队时被人从后面踹了一脚。我踉跄着扑到前面人身上，饭盒掉在地上，

稀饭洒了一地。回头看，是大熊的两个跟班，一个叫刘军，一个叫王涛。他们咧嘴笑，

没说话。中午我去水房打热水，暖瓶刚接满，刘军“不小心”撞了我一下。暖瓶掉在地上，

“嘭”一声炸开，滚烫的开水溅到我脚上，瞬间起了水泡。王涛说：“哟，没看见，

对不住啊。”晚上我去公共厕所，刚蹲下，一盆冷水从隔板上面泼进来。我跳起来，

裤子都没提。听见外面奔跑的脚步声和笑声。第三天，第四天……每天都有新花样。

不是明着打架，是小动作，恶心人。我的作业本被撕，自行车胎被扎，

晾在走廊里的球鞋少了一只。我去告诉班主任，一个四十多岁的女老师，教语文的。

她推推眼镜说：“同学之间要团结，别小题大做。”我说他们用开水烫我。

“是不是你自己不小心？”她说，“陈默，你成绩好，要把心思放在学习上。快中考了，

别分心。”我去找保卫科。那天在台阶下看着我的人姓李，我喊他李干事。他听完，

叹口气：“小陈啊，这事我们不好管。孩子打架，没出大事，我们只能批评教育。再说了，

”他压低声音，“他爸是军代表，你爸是技术员，闹大了对你爸不好。

”“他先用尿浇我红薯干。”“红薯干值几个钱？”李干事拍拍我肩膀，“算了，忍忍。

等你考上高中，去市里读，就没事了。”我忍了。脚上的水泡破了，化脓，

我每天用紫药水涂。母亲留下的紫药水快用完了，我去厂医务室开，医生问怎么弄的，

我说不小心烫的。她给我涂了药膏，用纱布包上。一周后的下午，我去图书馆还书。

借的是《海底两万里》，已经续借过一次，今天到期。图书馆管理员是个退休的老太太，

戴着老花镜，在登记本上找我的名字。这时大熊进来了。带着刘军和王涛。他们没看我，

在书架间转悠。老太太把书还了，我重新借了本《青春之歌》，往外走。经过他们身边时，

大熊突然伸脚。我绊了一下，没摔倒，但手里的书飞出去，掉在地上。“哟，不好意思。

”大熊说，弯腰捡起书。他翻了两页，然后“刺啦”——把封面撕了。“你——”我刚开口，

刘军从后面勒住我脖子，王涛捂住我的嘴。老太太抬头看了一眼，又低下头，继续登记。

大熊一页一页撕书。尼摩船长的海底航行，在撕纸声里变成碎片。他把碎片扔在我脸上，

纸屑粘在我汗湿的脸上。“你不是爱看书吗？”他笑，“看啊。”我咬王涛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