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在了她最恨我的那一年。
准确地说，是死在她最恨我的那一天。那一天她穿着黑色西装，胸口别着一朵白花——那是胡朗的忌日。她站在墓碑前，眼眶通红，却没有掉下一滴泪。我在她身后两米处，手里攥着刚从医院拿回来的产检报告，B超单上那个小黑点，医生说已经八周了。
我想叫她的名字，但她回过头来看我的眼神，让我把话咽了回去。
那种眼神，我见过太多次了。
是恨。
是刻进骨头里的恨。
我曾经以为时间可以冲淡一切，以为我守在她身边三年，用早餐、用热汤、用凌晨三点为她掖好的被角，总能让她对我笑一下。哪怕不是笑，只要不是那种眼神，都好。
但她看我的时候，永远是那种眼神。
胡朗死的那天，她转头看我，就是那样的。
后来我常常想，如果那天我没有去追她，如果没有在雨里跪了四个小时，如果我没有一遍遍地说“不是我”，她会不会不那么恨我。
但我没有如果。
我只是在那天晚上，站在我们家的阳台上，看着楼下那盏被她用高跟鞋砸碎的蝴蝶吊灯碎片，在路灯下闪着细碎的光。
然后，我翻过栏杆。
风很大。
我听见自己心脏跳动的声音——那是胡朗的心脏，是她亲手让医生移进我胸腔里的心脏。
她说：“你欠他的。”
她说：“你要替他活着。”
可她不知道，这颗心脏在我胸口跳动了整整三年，从来没有一刻属于过我。
就像她从来没有一刻属于过我一样。
我从二十四楼落下去的时候，想的是——这颗心脏，终于可以停下来了。
但我错了。
我死了，那颗心脏还在跳。
它就跳在我的骨灰盒旁边，被她捧在手心里。
她捧着那个冰冷的、装了甲醛的玻璃罐子，站在殡仪馆的走廊里，对工作人员说：
“烧。”
“骨灰给我。”
工作人员问她要怎么处理，她沉默了很久。
“撒了。”
我飘在半空中，看着她接过那个盒子，走出殡仪馆的大门。
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在她脸上，她的眼下有一颗小小的痣，我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就觉得那颗痣很好看。
她上了车，把骨灰盒放在副驾驶上，系上安全带。
像对待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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