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棺·鬼娶亲

第一章我十三岁那年的秋天，余田镇的雾比往年都要浓。那雾从十月初就开始漫进来，

先是淹了镇外的稻田，然后顺着青石板路一寸一寸地爬，

最后把整个镇子都裹进了一片灰白里。早晨推开木门，对面屋檐都看不清，

只能听见雾里头传来咳嗽声、挑水木桶的吱呀声，还有狗有一声没一声地叫。老人们说，

这是地底下冒上来的阴气。我没信。那时候我正处在半大不小的年纪，对什么都好奇，

又对什么都想逞强。我爹在镇上做裁缝，手艺是祖传的，远近几十里的人都来找他做衣裳。

那年秋天他尤其忙，因为再过半个月就是十月十五——下元节。

下元节在我们那儿不是什么大日子，往年也就烧烧纸钱，祭祭祖宗。但那一年不一样，

那一年要办一场“鬼娶亲”。这事要从我记事起就听烂了的一个传说讲起。余田镇四面环山，

中间一块平地，镇子就坐落在平地的正中。镇子不大，百来户人家，

种田的、做买卖的、教书的全挤在一条主街上。街是青石板铺的，年头久了，

石板被踩得锃亮，雨天能照见人影。镇东头有所学堂，是民国时候留下来的老房子，

黑瓦白墙，院子里有棵桂花树，每年秋天香得能把人熏醉。学堂里原先有个教书先生，姓周，

据说是外地来的，没人知道他的底细。镇上人只晓得他学问好，写得一手好字，还会画画，

画的花鸟跟活的一样。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具体多少年，谁也说不清，有说三十年的，

有说五十年的，反正比镇上最老的老人的记忆还要早。那一年大旱，

从五月到八月没落过一滴雨，田里的禾苗全枯死了，井水也见了底。镇上人急得团团转，

天天求雨，可老天爷就是不赏脸。后来不知从哪儿传出一股风，

说这场旱灾是因为学堂里那位周先生是妖孽变的，他教的那些书、画的那些画，全是邪术，

把龙王爷给得罪了。传得有鼻子有眼的。有人说亲眼看见周先生半夜在学堂里点着灯画符，

有人说他家后院里埋着死人骨头，还有人说他的眼睛是绿的，一到夜里就发亮。

我小时候听这些故事，吓得晚上不敢出门。后来大了些，觉得这不过是些没影的事。

可在那个时候，这些话是要人命的。镇上的村长姓吴，是个五大三粗的汉子，

平时在镇上横着走，没人敢惹他。他带着一帮人，冲进学堂，把周先生拖出来，

绑在镇口的木桩上。周先生那年多大年纪，长什么样，没人说得清。有人说他很年轻，

有人说着说是个老头。唯一的共同点是——所有人都记得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啊，

”我奶奶说过，“不像是人的眼睛，干干净净的，跟井水似的，里头什么也看不出来。

”那天下午，吴村长亲手点了火。火是从周先生脚下烧起来的，干柴噼里啪啦地响，

烟往上冒，呛得围观的人直咳嗽。周先生至始至终没有喊叫，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看着人群。

有人说他是在看村长家的闺女。那闺女那年十六岁，叫吴凤儿，生得白净，

是镇上最好看的姑娘。她站在人群里，脸煞白，眼泪哗哗地流。周先生临死前，

对着她笑了一下。那场火从下午烧到天黑。等火灭了，地上只剩下一堆黑灰，

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吴村长让人把灰扬了，就当这事没发生过。可事情没完。那年秋天，

瘟疫来了。一开始是镇上的人开始发烧，烧得满嘴胡话，烧着烧着人就没了。然后是牲口，

一头一头地倒，死了眼睛瞪得老大，怎么合也合不上。镇上人请了道士来看。

那道士是个外乡人，路过余田镇，被人请了来。他在镇口转了一圈，

又在周先生被烧死的地方站了半个时辰，最后叹了口气。“这是枉死鬼作祟，”他说，

“那周先生死得冤，怨气太重，化成了厉鬼。要是不把他安抚住，这镇上的人，

一个也活不了。”怎么安抚？道士说，找个姑娘嫁给他。“鬼娶亲”这三个字，

就是那时候传下来的。道士挑的日子是下元节——十月十五。说是那天阴气最重，

鬼门关大开，正好把亲事办了。新娘得穿红嫁衣，坐红轿子，半夜送到周先生的坟前。

坟前摆一桌酒席，点一对红烛，轿子停在坟前头，新娘一个人下来，走到坟边。“然后呢？

”有人问。道士没答话，只是摇了摇头。那天晚上，吴凤儿被送进了轿子。她是自愿的。

据说她跟家里闹了一场，最后跪在她爹面前，磕了三个头，说：“爹，女儿替你去还这笔债。

”吴村长那时候已经瘦得脱了形，躺在床上下不来。他听着女儿的话，老泪纵横，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送亲的队伍是半夜出发的。镇上的青壮年都被派去抬轿子、提灯笼，

每个人都绷着脸，谁也不敢说话。红轿子在夜色里一颠一颠地走，灯笼的光晃来晃去，

照着山路两旁的树，那些树看起来像一个个站着的人。吴凤儿穿着红嫁衣坐在轿子里，

盖头遮着脸，谁也看不见她的表情。队伍走到周先生的坟前停下。那坟在镇外的山坡上，

是个光秃秃的土包，连块碑都没有。坟前摆好了桌案，红烛点着，火苗被风吹得忽明忽暗。

轿子落地，轿帘掀开，吴凤儿走了出来。她一步一步走向那座坟，红嫁衣在夜色里特别扎眼。

走到坟边，她站住了，像是在等什么。然后地底下伸出一只手。那只手焦黑焦黑的，

像是被火烧过，手指头蜷着，皮开肉绽。它从土里猛地伸出来，一把攥住了吴凤儿的脚踝。

吴凤儿没有喊。她只是低头看了看那只手，然后整个人就被拖进了土里。土面翻动着，

像水波一样，转瞬间又恢复了平整。坟前只剩下一张掀开的红盖头，被风吹得一抖一抖的。

抬轿子的人跑过去，扒开土——什么都没有。棺材里空空如也，连根骨头都没有。

这个故事我从小听到大，听到耳朵起茧子。每次都是同样的情节，同样的结局，

同样的那句“棺材里空空如也”。我一直把它当成个鬼故事，

跟“白衣女鬼”“吸血僵尸”是一路货色。直到我十三岁那年的下元节。那一年的瘟疫，

是从学堂里开始的。最先病倒的是个学生，姓陈，十二岁，发了三天高烧，烧得人事不省。

大夫说是风寒，开了药，喝了没用。第四天夜里，那孩子没了。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

都是学堂里的学生，都是发高烧，都是烧着烧着就没了。镇上人慌了。

有人说这是当年的报应来了，有人说这是周先生的鬼魂回来索命了。最后大家一合计，

还是得照老办法办——“鬼娶亲”。这一次的新娘，是我小学老师。她叫许清儿，

那年二十三岁，是我们学堂里唯一的女先生。她教语文，也教算术，还教我们唱歌。

她唱歌的声音细细的，软软的，像三月里刚化开的雪水。许老师不是余田镇本地人，

是两年前从县城来的。她来的时候我们都还小，只记得她穿一件蓝布褂子，扎两条辫子，

站在讲台上笑眯眯地看着我们。“以后我就是你们的先生了，”她说，“你们要好好念书。

”她住在学堂后头的一间小屋里，那屋子以前是周先生住的。有人劝她别住那儿，说不吉利。

她笑笑，说：“我行的正坐得直，怕什么鬼？”她就这样在学堂里住了两年。两年里，

她教我们认字，教我们算术，还教我们唱那些她从县城带来的歌。

春天的时候她带我们去山坡上采野花，秋天的时候她带我们去捡银杏叶子，夹在书里当书签。

全镇的孩子都喜欢她。大人呢？大人们对她也是客客气气的，见面叫声“许先生”，

点头过去。她一个外地来的姑娘，无亲无故，在这镇上就像一棵移栽过来的树，

悄没声地长着，也不碍谁的事。可到了那年秋天，这棵树就碍了事。“鬼娶亲”得有个新娘。

新娘得是未出阁的姑娘，得年轻，得干净，得命里不带煞。镇上符合条件的姑娘有好几个，

可谁家愿意把闺女往火坑里推？那场面他们可都听说过——土里伸出一只焦黑的手，

把人活生生拖进去。那是嫁人吗？那是送命。吴家人被推出来过。

毕竟当年的事是他们家惹下的，这几十年来他们家在镇上也抬不起头。可吴村长早就死了，

他儿子也死了，只剩一个孙子，才五岁。总不能把这五岁的娃娃嫁过去吧？其余的人家，

家家户户都哭天喊地，说自家闺女命苦，说自家闺女八字不合，说啥的都有。最后推来推去，

推到了许清儿头上。理由很充分：她是外乡人，无父无母，没亲没故。

而且她住的屋子正是当年周先生住过的，说不定就是周先生托人找来的，那就是缘分。

再说了，她一个姑娘家，在镇上白吃白住了两年，也该给镇上做点贡献。

我那时候不懂这些弯弯绕绕。我只知道，许老师要嫁人了，嫁给一个死了几十年的人。

宣布这事那天，许老师站在学堂门口，听着吴家族长念那篇冠冕堂皇的话。

她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就那么安安静静地站着，跟当年那个周先生一样。念完了，

族长问她：“许先生，你可有话说？”她想了想，说：“嫁衣得找好的裁缝做。

镇上谁手艺最好？”族长愣了一下，说：“老张家，张裁缝。”她说：“好，

那就请他给我做一身。”她说的张裁缝，就是我爹。我爹的手艺是祖传的，我爷爷传给他，

他又打算传给我。我从小就跟在他身边学，针法、裁剪、量体，一样一样地学。

我不太喜欢这行当，总觉得男人做裁缝不够威风，可我爹说，这是吃饭的手艺，

不学以后喝西北风去？许老师来找我爹那天，是个阴天。雾还没散，天灰蒙蒙的，

空气里有一股潮乎乎的味儿。她穿一件旧棉袄，头发用块蓝布包着，站在我家门口，

轻轻敲了敲门框。我爹正在裁一块黑布，听见声音抬起头来，愣了一下，

赶紧站起来：“许先生，您怎么来了？”许老师笑笑：“张师傅，我来找您做嫁衣。

”她说话的时候语气很平静，就像在说“我来做件棉袄”一样。我站在旁边偷偷看她，

觉得她今天跟平时不太一样。平时在学堂里，她总是笑眯眯的，眼睛弯成两道月牙。

今天她也在笑，可那笑没到眼睛里。我爹搓着手，不知道说什么好。过了半天，

他才憋出一句：“许先生，您……您真的要去？”许老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

那双手白白净净的，指尖因为天冷冻得有点红。她说：“张师傅，您说我这手，

像不像教书的手？”我爹说：“像，怎么不像？您是先生嘛。

”许老师摇了摇头：“我爹以前也这么说。他说，你好好念书，将来当个先生，体体面面的。

我听了他的话，念了师范，考了文凭，分到这余田镇来。他以为我能体体面面过一辈子。

”她顿了顿，抬起头来，看着我爹：“张师傅，您说这世上，有没有命这回事？

”我爹是个闷葫芦，平时就不太会说话，这会儿更是被问住了。他张了张嘴，

什么也说不出来。许老师也没等他回答，自顾自地说：“也许有吧。要是有，那我这命，

就是到这儿的命。”她从兜里掏出一块手绢，递给正在角落里偷看的我。那手绢是白色的，

角上绣着一朵小小的红梅。“给你，”她说，“算是见面礼。以后好好跟你爹学手艺，

学好了，给自己做一身好衣裳穿。”我接过手绢，低着头不敢看她。等我再抬起头，

她已经走出门去了，背影消失在灰白的雾气里。我爹站在那儿，看着门外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他叹了口气，回到案板前，拿起那块黑布，继续裁剪。那块黑布是给许老师做嫁衣的。

嫁衣是红色的，不是黑布。我不知道我爹那时候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后来是怎么把那些红绸变成一件嫁衣的。我只记得那几天他话特别少，

成天闷在屋里，裁裁剪剪，缝缝补补，一直到下元节的前一天晚上才做完。那天晚上，

许老师来试嫁衣。她是吃过晚饭来的，天已经黑了，雾还没散。她一个人走进来，

身上穿着那件旧棉袄，脸上还是那种淡淡的笑容。我爹把嫁衣拿出来，挂在架子上。

那是一身大红的袄裙，绣着金线的凤凰，凤凰的眼睛是两颗小米粒大的珍珠，

在灯光下一闪一闪的。许老师看着那嫁衣，半天没说话。然后她伸出手，摸了摸那绣花，

说：“真好看。”我爹说：“您试试，不合适我再改。”许老师点点头，拿着嫁衣进了里屋。

过了一会儿，门帘掀开，她走了出来。我那时候正坐在门槛上，看见她出来，

整个人都愣住了。那身红嫁衣太艳了，艳得不像人穿的东西。可穿在许老师身上，

又那么合适，好像她天生就该穿这一身似的。红色的绸缎衬得她脸特别白，眼睛特别黑，

嘴唇特别红。她站在那里，灯光照在她身上，整个人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又抬起头来，问我们：“好看吗？”我说：“好看。”她笑了。

这回那笑到了眼睛里，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跟我第一次见她时一模一样。“那就好，”她说，

“穿着好看的衣服走，也算没白活这一场。”我爹站在旁边，低着头不吭声。

许老师转过身去，对着墙上那面破镜子照了照，然后说：“张师傅，辛苦您了。

这工钱我明天给您送来。”我爹说：“许先生，这嫁衣……不收钱。”许老师愣了一下，

然后笑了笑，没说什么。她把嫁衣换下来，叠好，用一块布包着，抱在怀里。走到门口，

她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好好学习，”她说，“以后做个有出息的人。”我点点头。

她抱着那个包袱，走进门外的雾里，走了几步，又停下来。我看见她从兜里掏出什么东西，

弯下腰，放在门口的台阶上。然后她站起身，头也不回地走了。等她走远了，我才跑过去看。

台阶上放着那块手绢，角上绣着红梅的那块。我捡起来，攥在手里，

手绢上有一股淡淡的香味，像桂花，又像别的什么。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

把那块手绢压在枕头底下。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许老师穿着红嫁衣的样子。

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只知道，从明天起，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了。半夜的时候，

我听见外头有动静。是锣鼓声，远远的，像从山那边传过来的。然后是唢呐，

呜哩哇啦地吹着，吹的是《百鸟朝凤》，喜调，可在这深更半夜里听，瘆得慌。

我从被窝里爬起来，推开窗户，往镇外望去。雾还没散，可我能看见那串灯笼——红彤彤的，

一串儿一串儿，在山道上蜿蜒着，像一条发光的蛇。灯笼下头是一顶轿子，红轿子，

被人抬着一颠一颠地往前走。送亲的队伍。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串灯笼越走越远，越走越小，

最后消失在夜色里。锣鼓声也远了，淡了，最后只剩下风声，还有风吹树叶的沙沙声。

那一夜之后，许清儿再也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镇上的人去看。那座光秃秃的坟还在，

坟前的桌案还在，红烛燃尽了，剩下两滩红泪。红轿子歪在一边，轿帘敞着，里头空空的。

坟上的土翻开了，露出一个黑乎乎的洞口。有人趴下去看，什么也看不见。有人拿来铲子，

挖开来，挖到底，挖出一副棺材。棺材盖掀开，里头空空如也。那天傍晚，

我从学堂门口经过。学堂里空荡荡的，桂花树的叶子落了一地，也没人扫。

那棵桂花树今年开得特别盛，香得呛人，可闻着那香味，我只想哭。我站在学堂门口，

看着许老师住的那间小屋。门关着，窗户也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我知道她再也不会从那扇门里走出来了，再也不会站在讲台上，笑着对我们说：“同学们好。

”我从兜里掏出那块手绢，看着角上那朵红梅。红梅绣得细细的，针脚密密麻麻的，

一看就是用了心的。我不知道许老师为什么要把这块手绢给我。

我也不知道她那天晚上在我家门口弯腰放下手绢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我只知道，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她。十年过去了。我把那块手绢收在箱子底下，轻易不拿出来。

我学了裁缝，接了我爹的班，在镇上给人做衣裳。日子一天一天地过，跟从前没什么两样。

直到那天，许清儿的妹妹许贤淑来找我。她站在我家门口，穿着件藏青色的褂子，

脸上带着淡淡的笑容。那笑容让我想起了另一个人，

想起了一个穿着红嫁衣站在灯光下的身影。“你是张师傅吧？”她说，“我叫许贤淑，

是许清儿的妹妹。我想请你帮我个忙。”我看着她，忽然觉得背后凉飕飕的，

像是有什么东西正从门缝里挤进来。“什么忙？”我问。她递给我一本发黄的日记本，

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许清儿。“这是我姐留下的日记，”她说，

“最后一篇写着她爱上了一个男人，就在她失踪前十天的夜里。我想请你帮我看看，

这三个男人里，哪个是她写的那个人。”她从兜里掏出三张照片，递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

愣住了。第一张，是镇上的教书先生，姓李，瘦高个儿，戴着眼镜。第二张，

是吴家的远房侄子，来镇上收租的，白白胖胖，一脸和气。第三张，是我爹。

我看着那张照片，脑子里嗡的一声响。十年前那个夜晚，

许老师穿着红嫁衣站在我家灯光下的样子，又浮现在我眼前。窗外，天色渐渐暗下来，

雾又起了。第二章下元节那天，余田镇的雾浓得化不开。我早上推开窗，外头白茫茫一片，

连对面屋檐的瓦都看不见。雾气涌进屋里，凉飕飕的，带着一股泥土的腥气，

还有别的什么——像是烧纸钱的味道，又像是山里腐叶烂了多年的气息。

我娘已经在灶屋里忙活了。她这几天身子不好，一直躺在床上，可今天不知怎么起了个大早，

在灶前煮粥。锅里的米汤咕嘟咕嘟冒着泡，热气混进雾里，分不清哪是烟哪是气。

“今天别出去乱跑。”我娘头也不回，声音闷闷的，“就在家待着。”我没应声。我心想，

今天这么大的事，我能在家待着？我爹不在。他昨晚上就没回来，在作坊里赶活。

许老师的嫁衣早就做好了，可他又接了几单丧服的活——镇上这几天病死了好几个人，

都是学堂里的娃娃，家家户户等着衣裳下葬。我爹忙得脚不沾地，我娘病着，

我一个人也帮不上忙。吃过早饭，我揣着那块手绢出了门。手绢是许老师给我的那块，

我一直藏在枕头底下，时不时拿出来看看。那天晚上她把它放在我家台阶上，我又捡了回来，

不知道为啥，就是舍不得丢。手绢上的红梅绣得细细的，摸上去能感觉到针脚的纹路，

像是绣的人把什么心事都缝进去了。镇上的主街今天格外冷清。铺子关了半扇门，

茶馆里没人喝茶，连平日里到处跑的野狗都不见了踪影。偶尔有人走过，也是低着头，

脚步匆匆，像是怕惊着什么东西。雾气里飘着若有若无的烟，

那是从各家各户门口烧纸钱的火盆里升起来的。今天下元节，按习俗要祭祖宗，

可今天这纸钱烧给谁，谁心里都清楚。学堂的大门紧闭着。我站在门口往里张望，

院子里那棵桂花树在雾里隐隐约约，地上落了一层金黄的花，没人扫。桂花的香味混在雾里，

甜得发腻，腻得让人想吐。许老师住的那间小屋门窗紧闭，看不见里头有没有人。

我想去找她。可我不知道找她干什么，也不知道见了她说什么。问她怕不怕？那肯定怕。

问她为啥不跑？她一个外乡人，往哪儿跑？我在学堂门口站了半晌，最后还是转身走了。

往回走的路上，碰见了吴家的人。吴家族长走在最前头，身后跟着几个后生，抬着一顶轿子。

那轿子是红的，红得扎眼，红得像血。轿身上描着金漆的龙凤，在雾气里闪着暗暗的光。

轿顶扎着红绸子，垂下来四个角，角上挂着铜铃，走一步响一声，叮当，叮当，

像是催命的铃声。我站在路边看着他们走过去。吴家族长经过我身边时，斜眼瞥了我一下，

没说话。那几个抬轿子的后生也都绷着脸，眼睛直直看着前头，谁也不吭声。

轿子抬进了学堂。我站在原地，看着那顶红轿子消失在雾里。铜铃的声音越来越远，

最后只剩下风声，还有我自己砰砰砰的心跳。那天下午，我哪儿也没去，就坐在门槛上发呆。

我娘在床上躺着，时不时咳嗽两声。我爹一直没回来。天色暗得早，还没到晚饭时候，

外头就已经灰蒙蒙一片。雾更浓了，浓得像是能把人吞进去。晚饭是白粥配咸菜，

我一个人吃的。吃着吃着，外头忽然响起了锣鼓声。咚——咚——咚——那锣声又沉又闷，

不像喜事的锣，倒像丧事的锣。然后是唢呐，呜哩哇啦地吹起来，吹的调子我听过，

是《百鸟朝凤》，可那声音进了耳朵，却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太尖了，尖得像哭。

我把碗放下，跑到门口往外看。雾里，一串灯笼亮了起来。红灯笼，一盏接一盏，

从学堂那边慢慢移过来。灯笼下头是黑压压的人影，看不清楚脸，

只看见那些灯笼在雾气里晃来晃去，像是飘在半空中。队伍最前头是那顶红轿子，

四个后生抬着，一颠一颠地走。轿帘垂着，看不见里头的人。我盯着那顶轿子，心跳得厉害。

许老师就在那里面。她穿着我爹做的红嫁衣，盖着红盖头，一个人坐在那顶轿子里，

要被抬到山上去，抬到那座坟前头。锣鼓声越来越近。队伍从我门前走过，

我看见了抬轿子的后生的脸——惨白惨白的，眼珠子直愣愣盯着前头，像是魂都不在身上。

提着灯笼的人也一样，一个个面无表情，走路的姿势都僵着，像是一群纸人。

我想喊一声“许老师”，可嗓子眼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喊不出来。

轿子从我面前过去。风吹起轿帘的一角，我看见里头坐着一个人影，红彤彤的，一动不动。

然后轿帘落下去，什么都看不见了。队伍继续往前走，往镇外走，往山里去。

红灯笼一串一串，在雾里越来越远，越来越模糊，最后像是被雾吃掉了似的，

一盏接一盏地消失。锣鼓声也远了，淡了，只剩下若有若无的回音。我站在门口，

不知道站了多久。等我回过神来，天已经全黑了，雾还是那么浓，浓得伸手不见五指。

我娘在屋里喊我，喊了好几声我才听见。那天晚上，我躺在被窝里，怎么也睡不着。

我听着窗外的动静。什么声音都没有，连狗都不叫。整个镇子像是死了一样，

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睡着，

忽然被一阵锣鼓声惊醒。我睁开眼，心跳得砰砰响。那锣鼓声从远处传来，

跟傍晚时一模一样——咚、咚、咚，呜哩哇啦——可这回听着更远，像是从山里传过来的。

我爬起来，推开窗户。雾还是那么浓。可我能看见，在镇外的山道上，有一串红灯笼在移动。

那灯笼比傍晚时少了许多，只剩下零零落落几盏，在雾里忽明忽暗，像是鬼火。

我盯着那串灯笼，眼睛都不敢眨。它们停住了。停在山腰上，

那个位置我认得——是周先生的坟。然后，灯笼一盏接一盏地灭了。第一盏，第二盏，

第三盏……最后只剩下一盏，在雾里孤零零地亮着。那盏灯也灭了。灭了之后，

我再也没看见它亮起来。四周一片漆黑，一片寂静。我站在窗前，冷得发抖。

我不知道自己是在发抖，还是窗户在抖，还是整个屋子在抖。那一夜，再也没有动静。

第二天一早，我爬起来就往镇外跑。雾还没散，可已经淡了些。我沿着山路往上跑，

跑得上气不接下气。路边的草上全是露水，把我的裤腿打得透湿。跑到山腰，

我看见了那座坟。坟前站着一群人，都是镇上的。他们围着那座坟，谁也不说话。我挤进去，

看见了那顶红轿子——歪倒在一边，轿帘敞着，里头空空的。坟上的土翻开了，

露出一个大洞，黑黢黢的，看不见底。洞边扔着红盖头，被露水打湿了，皱成一团，

沾满了泥。有人拿来了铲子。几个后生跳下去挖，挖了半天，挖到底，挖出一副棺材。

棺材盖掀开着，里头什么都没有。空的。棺材是空的。许老师不见了。我站在那儿，

看着那个黑乎乎的棺材，脑子里一片空白。周围的人在说话，嗡嗡嗡的，

可我听不清他们在说什么。我只看见那顶歪倒的红轿子，那张沾满泥的红盖头，

还有那个空荡荡的棺材。有人问：“人呢？”没人回答。

又有人问：“那手……你们看见那只手没有？”还是没人回答。我转身就跑。我跑下山，

跑回镇上，跑回家。我爹不在，我娘躺在床上，看见我进来，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

又闭上了。我跑进自己屋里，关上门，从枕头底下掏出那块手绢。

手绢上的红梅还是那么鲜亮，绣得细细的，密密匝匝的。我把手绢攥在手里，

攥得手心都是汗。许老师没了。那个教我们唱歌、带我们采野花的许老师，就这么没了。

她穿着我爹做的红嫁衣，坐着那顶红轿子，被抬到山上去，然后被一只手拖进了土里，

拖进了一个空棺材。那只手是谁的？是周先生的吗？周先生死了那么多年，烧成了灰，

怎么还会有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从那以后，镇上的人再也不提这件事。

那顶红轿子被抬回来，锁进了吴家的祠堂。那几个抬轿子的后生，事后病了几个月，

好了之后也变了一个人，成天低着头不说话，见人就躲。吴家族长第二年就死了，

死的时候眼睛瞪得老大，怎么合也合不上。学堂关了门。那棵桂花树那年冬天枯了，

第二年春天没发芽，就那么干巴巴地立着，像一根烧焦的木桩。

许老师住的那间小屋一直空着。镇上人从那门口过，都绕着走，

说是半夜能听见里头有女人在唱歌，唱的是许老师教我们的那些歌。我没有再去看过。

我跟着我爹学裁缝，学了三年出师，接了这门手艺。我渐渐长大了，渐渐把这事埋在了心底。

可那块手绢我一直留着，压在箱子底下，每年六月里拿出来晒一晒，然后再放回去。

我娘的身体一直没好利索，断断续续病了几年，后来总算慢慢缓过来。

可她再也不提那天的事，不提醒，不提许老师，不提那个下元节的夜晚。我问过我爹一回，

他闷着头抽了半天烟，最后说了句：“别问了，都是命。”我没再问。

可我心里一直有个疙瘩。许老师那天晚上来试嫁衣的时候，说的那些话，

还有她临走时放在台阶上的那块手绢，总是时不时从记忆里冒出来，让我想不明白。

她为什么要把手绢留给我？她说的那些话是什么意思？她真的是被周先生的鬼魂拖走了吗？

还是像镇上有些人悄悄议论的，她是自己跑了？可要是自己跑，棺材怎么会是空的？

坟上的洞又是怎么回事？这些问题，我想了十年，没想明白。直到那天，许贤淑找上门来。

她站在我家门口的时候，我正坐在案板前裁一块布。外头有人敲门，我应了一声，门推开，

进来一个女人。那女人穿一件藏青色的褂子，头发挽在脑后，脸白白的，眼睛细细的，

嘴角微微往上翘，像是要笑又没笑。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然后问：“你是张师傅？”我说：“我是。您找谁？”她说：“我叫许贤淑，

是许清儿的妹妹。”我的手一抖，剪刀差点掉在地上。许清儿的妹妹？我仔细看她。

是有点像——那眉眼，那说话的调子，尤其是那微微往上翘的嘴角，

都让我想起十年前那个穿红嫁衣站在灯光下的人。“你……”我站起来，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请坐。”她在案板边的凳子上坐下，四下里打量了一圈。这屋子跟十年前没什么变化，

还是那些案板，那些布料，那些针线笸箩。墙上挂着几件做好的衣裳，窗户对着街，

外头的雾刚散，透进来一点灰蒙蒙的光。“我找了很久才找到这儿。”她说，声音低低的，

软软的，“余田镇太难找了，从县城坐车到镇上，又从镇上走了半天才进来。

”我说：“您找我有事？”她点点头，从随身的布包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那是一本日记本，黄色封皮，边角磨破了，纸页也泛黄，一看就是有些年头了。

封皮上歪歪扭扭写着三个字：许清儿。“这是我姐的日记，”她说，“她失踪之后，

我去她屋里收拾东西，在床底下的一个箱子里找到的。藏得很深，要不是我翻遍了每个角落，

根本发现不了。”我接过日记本，手有些抖。封皮上的字是用钢笔写的，蓝色墨水，

有些地方洇开了，可还是能认出来——许清儿，一笔一划，工工整整。“我翻过了，

”许贤淑说，“前面都是她在师范学校念书时候的事，还有来余田镇之后教书的日常。

可最后一篇……”她顿了顿，抬起头看着我，“最后一篇写着她爱上了一个男人，

就在她失踪前十天的夜里。”爱上了一个男人？我愣住了。许老师在我们镇上两年，

从没听说过她和哪个男人走得近。她一个人住，一个人教书，一个人过日子，清清静静的，

怎么会有这种事？“她没写那人的名字，”许贤淑说，“只写了些……那些话。可我想，

那人一定就在镇上。所以我来了，想请你帮我认认。”她又从布包里掏出三张照片，

递到我面前。“这是我从镇上找到的，就这三个男人，那段时间和她有过接触。你看看，

有没有可能是哪一个。”我接过照片，低头一看。第一张，是个瘦高个儿，戴着眼镜，

穿着中山装。我认得，这是镇上新来的教书先生，姓李，许老师失踪之后学堂关了门，

他又去了别处。第二张，是个白白胖胖的男人，穿一身绸褂，脸上带着笑。

这是吴家的远房侄子，那年秋天来镇上收租，住了小半个月。第三张，是我爹。

我看着那张照片，脑子里嗡的一声响。照片上的我爹，比现在年轻些，

穿着那件他穿了多年的灰布褂子，站在我家门口，脸上没什么表情。

那应该是哪年别人给他拍的，我都不记得有这张照片。“这……”我抬起头，看着许贤淑，

嗓子发干，“这照片，你从哪儿来的？”“李老师给的，”她说，

“他来余田镇的时候拍了一些照片，后来洗出来送给了镇上的人。我去找他，

他把剩下的底片给了我，我让人洗出来的。”她又指着那三张照片：“这三位，

那段时间都跟我姐有过往来。李老师是学堂的同事，吴家那位来收租，顺道去过学堂喝茶，

至于这位……”她指着我爹的照片，“他是给我姐做嫁衣的裁缝。我姐的日记里提到过他，

说他手艺好，人也和气。”我攥着那张照片，手指发紧。我爹给许老师做嫁衣的事，我知道。

可他们之间还能有什么？我爹那时候四十出头，有家有口，成天闷在屋里做衣裳，

话都不多说一句，怎么可能……可许贤淑说的那些话，像一根根针，扎在我脑子里。

失踪前十天的夜里。那天晚上许老师来试嫁衣，就是失踪前七八天。她站在灯光下，

穿着那身红嫁衣，我爹低着头站在旁边，一句话也没说。后来她把嫁衣换下来，

抱在怀里走了，临走时把手绢放在我家台阶上。那块手绢。我心里猛地一跳。

那块手绢是许老师给我的，可那不是她绣的吗？那朵红梅，那细细的针脚……我忽然想起，

我娘也会绣花，可她从没给我绣过什么东西。我爹也会绣，我们做裁缝的，绣花是基本功。

那朵红梅，是谁绣的？我抬起头，看着许贤淑。她也在看着我，眼睛细细的，

里头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神色。“你能帮我认认吗？”她问，“哪个最有可能？”我张了张嘴，

说不出话来。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那天晚上，许贤淑就住在镇上。我家有间空房，

我娘收拾出来给她住。我爹这几天出门给人送衣裳去了，不在家，我娘一个人招待她。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雾又起来了，灰蒙蒙的，从窗户缝里钻进来，

凉飕飕的。我听见隔壁房间有动静，是许贤淑在翻身，木板床吱呀吱呀响。

她为什么要来找我？她为什么不直接去问我爹？我翻了个身，把手枕在脑袋底下。

脑子里乱糟糟的，全是那些照片，那些话，还有十年前那个穿红嫁衣的身影。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许老师失踪那天晚上，我爹在哪儿？那天晚上我睡着了，

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的。第二天一早，他已经在作坊里干活了，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

像往常一样。我问过他吗？没有。我根本没想到要问。可现在我忽然想起来了，那天晚上，

那串红灯笼灭了之后，我一直站在窗前。站了多久，我不知道。后来我回到床上，躺下，

迷迷糊糊睡着了。睡着之前，我好像听见有人推门进来，脚步轻轻的，在屋里站了一会儿，

然后又出去了。那个人，是我爹吗？我不知道。第二天一早，我起来的时候，

我娘已经在灶屋煮粥了。许贤淑坐在堂屋里，面前摆着一碗粥，没动。我走过去坐下，

她也抬起头看我。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没睡好，又像是哭过。“张师傅，”她说，

“我想去看看那座坟。”我一愣：“什么坟？”“我姐的坟，”她说，“我知道她没有尸首，

可镇上的人给她立了个衣冠冢，就在那座山腰上。我想去看看。”我沉默了一会儿，

点点头：“我带你去。”吃过早饭，我们出了门。雾散了，天灰蒙蒙的，太阳躲在云后头，

透不出一点光。山路还是那条山路，十年来没什么变化，只是路边的草更高了，树更密了，

把路遮得窄窄的。我走在前头，许贤淑跟在后头，谁也不说话。走到山腰，我停住了。

那座坟还在。可它变了。坟头长满了荒草，足有半人高，把墓碑都遮住了。

坟前的空地也长满了草，踩上去软绵绵的，像是踩在什么东西上。那棵老槐树还在，

枝叶繁茂，遮出一大片阴凉。许贤淑站在坟前，看着那块被荒草遮住的墓碑，半天没动。

我拨开荒草，露出墓碑上的字。那字是当年镇上人刻的，

歪歪扭扭的几个字：“许氏清儿之墓”。没有立碑人，没有日期，就这么几个字。

许贤淑蹲下去，伸出手，摸了摸那几个字。“姐，”她轻轻叫了一声，“我来看你了。

”我站在旁边，不知道该说什么。风吹过来，吹得荒草沙沙响。那棵老槐树的叶子也在响，

哗啦哗啦，像是有人在说话。许贤淑蹲了很久。然后她站起来，转过身，看着我。“张师傅，

”她说，“我姐的日记里，还写了一件事。”我看着她，等她往下说。“她说，

她爱上那个人，是因为他给她做了一身嫁衣，”许贤淑的眼睛盯着我，“那身嫁衣，

是她这辈子穿过的最好看的衣服。”我的心猛地一沉。嫁衣。我爹做的嫁衣。

许贤淑没有再说什么。她转身往山下走，我跟在后头，脑子里乱成一团。回到家，

我爹已经回来了。他正坐在案板前，手里拿着一块布，低着头裁剪。听见门响，他抬起头，

看见我们，愣了一下，然后又低下头去，继续手里的活。“爹，”我走过去，想说什么，

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爹没抬头，只是“嗯”了一声。许贤淑站在门口，看着他，

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她走过来，在他对面坐下。“张师傅，”她说，“我姐的嫁衣，

是您做的吧？”我爹的手停了停，然后继续裁剪：“是。”“那您还记得，

她来试嫁衣那天的事吗？”我爹的手又停了。他抬起头，看着许贤淑。他的眼睛浑浊，

可里头有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记得，”他说，“怎么？”许贤淑从兜里掏出那本日记，

放在案板上。“我姐的日记里，写着一个人，”她翻开日记，指着其中一页，

“您要不要看看？”我爹低头看了一眼那日记，然后又抬起头，看着许贤淑。他没说话，

可他的脸色变了，变得惨白惨白。我站在旁边，看着这一幕，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怪的感觉。

这种感觉，就像十年前那个夜晚，我站在窗前，看着那串红灯笼一盏一盏地熄灭。

就像十年后许贤淑站在我家门口，拿出那三张照片。就像刚才，在坟前，风吹过荒草的声音。

有什么东西，一直在那儿，等着被发现。窗外的雾又起来了，灰蒙蒙的，慢慢爬过窗台，

漫进屋里。我娘在里屋咳嗽起来，咳得一声比一声急。第三章许贤淑翻开那本日记的时候，

屋里的光线正好暗下来。雾从窗户缝里钻进来，一缕一缕的，在光线里慢慢飘散。

我爹坐在案板前，手里还攥着那块没裁完的布，可他没再动，就那么坐着，

眼睛盯着那本泛黄的日记本。许贤淑把日记翻到某一页，轻轻放在案板上。“您看看，

”她说，“这是我姐的字迹。”我凑过去，低头看那一页。纸页已经发脆，边角有些破损，

可上头的字还很清晰——蓝黑墨水，钢笔字，一笔一划都工工整整，像小学生描红一样认真。

日期是十月十二。下元节前三天。那页纸上写着——“今天又去试了嫁衣。

张师傅的手艺真好，那身红衣裳穿在身上，我自己都不敢认了。镜子里的那个人是谁？

那么好看，那么红，红得像一团火。”“回来的路上，我在想，如果这件嫁衣是真的该多好。

如果是真的嫁人，真的成亲，真的有个男人在等着我，那该多好。”“可我知道不是。

这身嫁衣是给我送葬的。”“我有时候想，为什么是我？我从小听话，好好念书，好好教书，

没害过谁，没亏过谁，怎么就轮到我了？可这世上哪有那么多为什么。该你了，就是你，

躲不掉的。”“只有一件事，我放不下。”“那个人……”“我不写他的名字。

这辈子都不能写。可我心里知道是谁。他给我做这身嫁衣，一针一线，比绣花还仔细。他说，

许先生，您试试，不合适我再改。他低着头，不敢看我。可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我也想他。”“这话我不能跟任何人说。可写在纸上，总可以吧？反正这日记，

除了我自己，没人会看。”“那天晚上，在他家试衣裳，他站在旁边，一声不吭。

可他看我的眼神，我懂。我也看他了，偷偷的，趁他不注意的时候。他低着头裁布，

手指那么粗，可捏着针的时候又那么细，一针一针，密密地缝。”“我想，

要是能嫁给他这样的人，该多好。”“可这话，只能烂在肚子里。”“后天就是下元节了。

”“后天，我就要穿着他做的嫁衣，去嫁给一个死人。”我看着这几行字，手开始发抖。

纸页上的字有些洇开了，像是被水滴打湿过。是眼泪吗？许老师写这些的时候，是不是在哭？

许贤淑翻过一页。“十月十三”“今天收拾了东西。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几件衣裳，几本书，

还有娘留给我的一个银镯子。我把银镯子戴在手上，凉凉的，贴着肉。”“我想去找他。

可我不敢。”“去了说什么？说我喜欢你？说要是我能活着，我想嫁给你？这话说不出口，

一辈子都说不出口。”“我把那块手绢绣好了。红梅，他喜欢红梅吗？我不知道。

我没问过他。可那天他来量尺寸，看见我窗台上养的一盆梅花，问了一句，这是红梅？

我说是。他点点头，没再说话。”“我就绣了那朵红梅。”“明天拿去给他。

就说是给他儿子的。他儿子还小，留着玩吧。其实我是想让他留着，他看见那手绢，

就能想起我。”“这话也不能写。可我已经写了。”“我就是这么个人，心里有话，憋不住。

可憋不住又能怎样？话憋在心里，烂在肚子里，带进棺材里。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后天。”“后天就是那天了。”许贤淑又翻过一页。“十月十四”“明天。

”“就这两个字。底下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她合上日记，抬起头看着我。

我看见她的眼睛里亮晶晶的，是泪。“后面就没有了，”她说，“这是最后一篇。

”我站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我脑子里全是那几句话——“他给我做这身嫁衣”，

“他低着头，不敢看我”，“他喜欢红梅吗”。那个“他”，是谁？我不敢往下想。

许贤淑把那三张照片又拿出来，摆在案板上。“李老师，吴家侄子，你爹，”她指着照片，

一张一张地说，“这三个人，那段时间都跟我姐有过往来。李老师跟她一起教书，天天见面。

吴家侄子去学堂喝茶，跟她说过话。你爹给她做嫁衣，量尺寸，试衣裳，

前前后后去过好几次。”她抬起头看着我：“你觉得，会是谁？”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我看着那三张照片。李老师，瘦高个儿，戴眼镜，文质彬彬的。吴家侄子，白白胖胖，

一脸和气，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缝。我爹，穿着那件灰布褂子，站在家门口，

脸上什么表情也没有。我忽然想起一件事。“你刚才说，”我开口，声音有些哑，

“那段时间，我爹去过学堂？”许贤淑点点头：“日记里写的。九月里，她去量尺寸，

你爹带着布样去的学堂，在她屋里量的。后来她又去你家试衣裳，去过好几次。”我愣住了。

我爹去学堂给她量尺寸的事，我不知道。他来来回回去过好几次的事，我也不知道。

我只记得那天晚上她来试嫁衣，我爹在，我也在。可之前那些事，他从没跟我说过。

“你娘不知道吗？”许贤淑问。我摇摇头。我娘那段时间一直病着，躺在床上，

成天昏昏沉沉的。我爹做什么，她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可这会儿，我忽然想起一件事。

那天晚上许老师来试嫁衣，我娘明明病着，可那天晚上她起来了。她从里屋走出来，

站在门口，看着许老师穿着那身红嫁衣站在灯光下。她看了很久，然后转身又回去了，

一句话也没说。她那时的眼神，我到现在还记得——说不清是什么眼神，像是看，又像是躲，

像是有什么话要说，又咽回去了。我当时没多想。可现在想起来，那眼神不对劲。

许贤淑把日记往前翻，翻到前面几页。“你看看这个，”她指着其中一段，

“这是我姐刚到余田镇的时候写的。”我低头看去。“九月初三”“来余田镇一个月了。

这地方真偏，四面都是山，出趟门要走上半天。镇上的人也不爱说话，见了我，

点点头就过去。我一个人住在学堂后头的小屋里，晚上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

”“可我不怕。我喜欢安静。”“这屋子以前住过人，是个教书先生，姓周。镇上人提起他，

都支支吾吾的，不肯多说。我只知道他死了，死了很多年。可我不怕。我行的正坐得直，

怕什么鬼？”“今天我收拾屋子，在墙角的砖缝里发现一张纸条，折得小小的，塞得很深。

我打开来看，上头的字已经模糊了，只认得几个——‘吾爱’、‘不负’、‘来世’。

别的都看不清。”“我把那张纸条又折好，塞回原处。那是别人的心事，我不该看。

”“可我想，那位周先生，是不是也有喜欢的人？是不是也像我这样，有话不能说，

只能写在纸上，塞进墙缝里？”“也许这世上，多的是我这样的人。”许贤淑又翻了几页。

“九月十五”“今天有个学生送我一盆红梅，说是他家院子里挖的。我问他叫什么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