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的女儿不渡自己

第一章电话来的时候，林深水正在改第十八版方案。北京二月末，暖气烧得过了头，

她把窗户推开一道缝，冷风夹着隔壁楼炸带鱼的油烟气灌进来。

屏幕上那片待拆迁的老工业街区还亮着绿灯，

规划局的批文卡在“历史价值评估”那一栏——业主想拆，文保想留，

她这个中间人已经做了三版“记忆空间活化”提案，每一版都被甲方评价为“情怀有余，

变现不足”。所以她没看号码就接了电话，以为是商务。“请问是林深水女士吗？”男声，

带口音。不是北京话那种黏连的儿化，是川滇交界处那种尾音往下沉的咬字，像石子投井，

好半天听不见回响。她愣了一下，把手机从右耳换到左耳。“我是。

”“这里是宁南县殡仪馆。您母亲刘江桃同志的遗体在库区泄洪闸口被发现，

法医鉴定死亡时间约七日，目前存放超过——”“你们搞错了。”她打断他，

声音比自己预想的更稳。“我妈不会游泳。她从来不去水边。”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她听见翻纸页的声音，听见某个中年男人清了清嗓子，大概是换了个更正式的说法。

“林女士，我们通过户籍系统比对过DNA。家属确认流程需要您本人——”“我三天后到。

”她挂断电话。办公室里只剩她和那台二十四小时运转的空气净化器。窗帘没拉开，

下午三点的光透进来，在墙角的绿萝叶片上铺成一条浑浊的白。她坐着，没动，

电脑屏幕进入休眠，老工业街区的红线图沉进一片灰暗里。手机屏幕还亮着，

通话记录第一行：宁南县，时长一分四十七秒。她和母亲上一次通电话是去年中秋。她加班，

没接到，第二天才回拨，响满六声转入留言信箱。她没有留言。母亲也没有再打来。

年来心照不宣的相处模式：母亲在特定的日子拨出电话——春节、清明、她生日——响三声，

挂断；她若得空，会在二十四小时内回拨，

说一些“最近还好”“降温注意膝盖”“年底可能回去看看”之类的谎话；母亲从不戳破，

只说“好，好，忙你的”。去年的三声响铃是9月17日。她生日后第三天。

她看见未接来电时正在开项目进度会，会后忘了回。她以为是又一轮循环的开端。

母女之间尚有无数次“下次”可供挥霍。她不知道那已经是最后一次。林深水站起来，

走到窗前，把那道缝开得更大了些。冷空气涌进来，带子里脊味的油烟气散了，

换成北京早春特有的干燥——掺着沙尘，涩涩的，像未及吞咽就冷掉的馒头。

她想起母亲蒸的馒头。镇政府食堂的蒸屉是竹编的，用了二十多年，边缘磨出光滑的赭色。

母亲凌晨四点上班，把前一晚发好的面揉成均匀的剂子，一屉十六个，四屉一摞，

大铁锅烧开水，白汽腾起来糊满整个后厨。她七八岁时被带去帮忙，坐在小板凳上剥蒜，

母亲就在那片白汽里时隐时现，手肘、腰侧、鬓边沾着面粉，回身看她一眼，说：“深水，

把蒜给我。”那是她们之间说过最多的话。不是“爱”，不是“想”，不是任何柔软的字眼。

只是“把蒜给我”“饭在锅里”“作业写完了吗”。后来她考去北京，

念大学、念硕士、留在规划院，这些话就更少了。通话时长从三分钟压缩到两分钟，

又从两分钟压缩到“响三声即挂断”的暗号。她以为自己早已接受。

接受母亲是那样一个沉默的女人，接受自己继承了她的沉默，接受这种沉默将伴随她们终身，

直至某一方先离开。她没想过先离开的是母亲。更没想过母亲会死在水里。

林深水站在二十七层公寓的窗前，看着窗外鳞次栉比的灰色楼群，

第一次意识到一个事实：她对母亲的认识，可能全是错的。三天后，首都机场T2航站楼。

她只带了一件登机箱，换洗衣物塞不满半边，

剩余空间填了两包稻香村点心——临出门前在楼下特产店买的，像某种条件反射。

母亲从没吃过稻香村，也不喜欢甜食，但她不知道除了点心还能带什么。安检、登机、起飞。

窗外的北京变成压缩在几何图形里的棋盘格，灰、白、灰，田字格写字本那样规整。

她在飞机上试图补觉，意识却像浸了水的棉絮，沉不下去。三小时十五分后，

飞机降落在宜宾五粮液机场。她租了辆车，沿着金沙江下游的省级公路往南开。

这条路她十八年前走过反向：宁南县汽车站到宜宾火车站，中巴车在山路上颠簸十二个小时，

她晕车，吐了三回，母亲把座位让给她靠窗，自己在过道侧坐了全程。

那时她刚收到北京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九月末，江边的桂花开过了，

空气里残留着将谢未谢的甜腥。母亲送她到县汽车站，帮她放好行李，

退后两步站在站台边缘。“妈，我走了。”她说。“嗯。”母亲应。客车发动。

她从车窗探出头，看见母亲还站在原地，被越来越多涌向车门的乘客挤到后面，

只剩半个肩膀和一只垂在身侧的手。没有挥手。没有流泪。她以为那只是又一次寻常的告别。

和以往每一次她去县城念书、她去省城考试一样，母亲站在原地，她渐行渐远。

她不知道母亲会在那个站台站多久。更不知道此后十八年，母亲再没有离开过宁南。

车过向家坝，金沙江从峡谷间豁然展开。她放慢车速。对岸是云南，

起伏的丘陵披着稀疏的针叶林，江面在此处被水电站拦截成库区，

水位比记忆里抬升了几十米。从前滩涂上的芦苇荡、卵石滩、洗衣码头，

如今全沉在二十米以下的幽暗里。鸮渡镇还要再往南二十公里。她踩下油门，没往那边看。

宁南县殡仪馆建在城北半山腰，一座1990年代修建的灰白色建筑，

正面贴着“孝慰亡灵”四个铜字，后头就是移民公墓。她把车停在坡下，

步行穿过两排枯瘦的桉树。接待她的是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姓周，

自称去年才从县民政局调过来，处理过几起类似情况。

他说话时始终把视线搁在她肩膀以上十厘米处，

礼貌的、疏远的、不知如何与“死者家属”对视的那种回避。

“刘江桃同志是本月13日被库区巡坝员发现的，地点在二级泄洪闸拦污栅处。

法医推断落水时间约在10日凌晨，无外伤，无挣扎痕迹，体内酒精和药物检测均为阴性。

”他停顿一下，“结论是失足落水，无他杀迹象。”林深水没说话。

她在来之前已经查过：二级泄洪闸距离母亲租住的移民安置点约四公里，不通公交，

步行需五十分钟，

沿途没有菜市场、医院、亲友住处——任何能让一个五十八岁女人在凌晨独自前往的理由。

“遗体在哪儿？”周姓工作人员显然没想到她这样直接，愣了两秒：“在四号告别厅，

需要我陪——”“不用。”她推开门。母亲躺在不锈钢推床上，盖着白布，只露出头和肩膀。

林深水没有走近。她站在门槛边缘，

把视线从母亲的脸移向墙角、窗台、天花板——任何别的地方。母亲的头发全白了。

不是她记忆里的花灰，不是染发剂褪色后那种黄白掺杂。是纯粹的、均匀的、有光泽的银白，

像老银匠锻打的箔片，在殡仪馆惨白的日光灯下微微反光。

她不知道母亲的头发什么时候白的。上次见面是五年前——她借口参加省城一个规划会议，

绕道回宁南待了四小时，吃了顿饭，又匆匆赶回机场。那时母亲戴着帽子，

说是“理发店没剪好”，她没追问。她不知道的事太多了。

比如母亲退休后没有像她以为的那样“安享晚年”，

而是报名参加了县文联的“地方民俗抢救工程”。比如母亲六十二岁学会用电脑，

一字一句敲下十几万字的采风笔记。比如母亲在镇政府食堂蒸了二十年馒头，

退休金每月两千三，却租下镇上一间阁楼，房租五百，只为了离档案馆近一些。

这些都是她在这三天里查到的。通过母亲生前为数不多的朋友，通过县文联存档的项目记录，

通过一个叫宋怀南的男人发来的长邮件。宋怀南，市文联退休干部，

母亲晚年民俗抢救项目的搭档。邮件标题是《关于刘江桃同志近年工作情况的说明》，

正文两千七百字，没有称呼，没有落款，只在最后一行写着：“她常说起你。

”林深水对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她不知道母亲会和外人说起她。母亲连和她都没话可说。

她终于走近推床，伸出手，指尖触到母亲鬓边。冰的。比她想象的更坚硬，像触摸一件瓷器，

而非曾经鲜活的血肉。她想起七八岁时发烧，母亲把手背贴在她额头上试体温，

那只手常年泡在食堂的洗碗池里，粗糙，却永远温热。她把那只手从白布下找出来，

握了一会儿。“我来接你回家。”她说。母亲没有回答。周姓工作人员在门外等她，

手里拿着一份密封袋。“这是在刘阿姨租住处找到的遗物，我们需要您签字确认后取走。

”她接过袋子，拆开封条。里面只有三样东西：一串钥匙，一个存折，一本笔记本。

钥匙是镇上老宅的——那把黄铜色的她认得，另一把银色的陌生。

存折余额三万七千六百二十四元，最后一笔存入是2026年1月10日，柜面现金，

金额五百。笔记本是常见的那种牛皮纸封面，中学生作文簿尺寸，边角磨损，

封皮用透明塑料膜裹了三层，胶带缠得密密匝匝，像包裹一件即将寄出的易碎品。

她撕开塑料膜。扉页没有抬头，没有署名。只有一行字，蓝黑墨水，笔迹比记忆中更潦草，

某个笔画用力到划破纸背：“如果我死在水里，别信。”林深水捧着笔记本，

在殡仪馆走廊的长椅上坐了很久。初春的山风穿过桉树林，带来江水的腥气。

她闻到那股气味，十八年前离开鸮渡那天也是这个味道——桂花谢后的甜腥混着水汽，

像一场迟迟不落的雨。她翻开第一页。母亲的字从第一行起就变了。

不再是食堂采购清单上那种敷衍的连笔，不再是老宅户口本扉页工整的签名。

那些字像另一个人写的，每一笔都用力，每一捺都收得急促，

墨水在劣质纸张上洇开细小的毛刺——急迫的、压抑太久的、不知从何说起终于可以开口的。

前半本是抄录。《鸮渡镇水陆道场祭文》，全篇十七页，工工整整，一字不落。

她逐字看下去：“惟天地水府，万灵真宰。今有本境亡魂某某氏，生居尘世，殁赴泉乡。

日月有晦明，江流无返照……”这是每年中元节，镇上年长妇人集体吟唱的挽歌。

她儿时听过，隔着江风断断续续传来，像哭又像唱，尾音拖得很长，拖到人心里发皱。

母亲从前从不参与这些仪式。她以为母亲不信。原来母亲不信的是阳世的口舌，

信的是亡魂真能听见。后半本是记述。没有标题，没有日期，没有章法。

有时是一整页工整的小楷，有时是随手写在空白处的三两句，

有时整页只记了一个名字、一个年份、一个早已撤销的建制单位名称。她往后翻。“陈桂香，

76岁，鸮渡三组。1985年丈夫跑船溺亡，尸首在泸州下游找到，已泡发。

她说那天下水前听见有人喊他名字，不是本地口音。”“张秀梅，53岁，原茧站女工。

1992年嫁到下游李庄，丈夫死后回鸮渡租房独居。她说1989年夏至那晚见过苏雀，

穿白底蓝花衬衫，往茧站东墙方向走。她以为雀儿去解手。”“周巧枝，62岁，

县医院退休。她留着一件衬衫，棉布，洗得很旧，领口绣雀字。

她说那是苏雀托她转交给她阿妈的，没来得及。”苏雀。这个名字像一枚锈钉，

突然楔进林深水的视线。她不认识苏雀。1989年她还没出生。

但她听过这个名字——母亲年轻时有一个“同桌”“好姐妹”，在某次意外中落水身亡。

长辈们提起时总是压低声音，说“可惜了”“那女娃成绩好”“她阿妈跟着去了”。

她从未追问过细节。儿时不懂，长大不想，离开后无从问起。她继续翻。“苏雀，15岁，

原籍高县，1989年春随表姐来鸮渡茧站做临时工。同年7月13日夜外出未归，

14日晨搜寻未果，17日家属被劝返。失踪前曾托同室女工转交衣物一件及作业本一册，

收件人其母。作业本迄今下落不明。”“苏母在江边守了三天三夜，

第四天清晨浮在芦苇荡里，怀里还抱着雀儿的书包。书包里的铁皮铅笔盒已锈穿，

缝在内衬里的作业本被水泡烂，只剩封面一角。”“那角封面上写着一个‘桃’字。

”林深水的手指停在纸面。她认得这个字。母亲学名刘江桃，私塾底子的外祖父起的，

取自“桃花流水鳜鱼肥”。母亲极少用这个“桃”字，工作证上是“刘江桃”，

日常签名只有“刘”——一笔草书，像划过水面的扁舟。

她不知道母亲的作业本封面曾被另一个人写下过。

更不知道那个作业本会在三十七年后、在另一个少女的书包内衬里、被江水泡成残片。

她翻到笔记本最后几页。母亲的笔迹在这里变得难以辨认，有些行句写到一半忽然中断，

有些页面有明显的擦拭痕迹，像写完又后悔、涂掉又不舍。倒数第三页，

夹着一张1998年的《鸮渡镇淹没区移民安置补偿明细表》。纸已泛黄，折痕处磨损发白，

被人展开又折起、折起又展开无数次。在某户的姓名栏，母亲用红笔画了三个圈。那户人家，

姓宋。林深水合上笔记本，把它抱在胸口。殡仪馆走廊里没有人。她独自坐在长椅上，

初春的风穿过桉树，把门上的蓝布帘吹起一角。她看见自己的影子落在地上，

被午后斜阳拉得很长，一直伸到母亲所在的告别厅门槛边。她想起十八年前离开鸮渡那天，

母亲送她到汽车站，退后两步站在站台边缘，没有挥手，没有流泪。

她想起五年前回宁南吃的那顿饭，母亲戴着帽子，说“理发店没剪好”，她没有追问。

她想起去年中秋未接的电话，想起响满六声转入留言信箱的忙音，想起她欠母亲一个回拨。

她低下头，把额头抵在笔记本封面上。塑料膜冰凉，像江水的温度。

第二章林深水在县城招待所住了四天。前三天处理母亲的后事。

殡仪馆、公墓、派出所、镇政府——每个窗口都要排号，每份表格都要签字，

每道程序都像在提醒她：你是死者在本地唯一的亲属，你不来，这件事就永远悬着。

母亲户口本上的“婚姻状况”栏写着“已婚”。经办民警指着那两个字，抬眼询问她。

她说：“按丧偶处理。”民警没多问，在系统里敲了几行字，打印出新户口页，盖注销章。

她没解释。她不知道怎么解释父亲——那个在她出生前就“去下游贩橘子”再没回来的男人，

那个多年后有人说在重庆跑船、另娶了家的男人。母亲从没提过他，她也从没问过。

户口本上“已婚”两个字挂了三十六年。如今母亲去世，

丈夫仍是“健在”还是“失踪”已无人追究。她替母亲做了决定，盖了章，

注销了这三十六年名存实亡的婚姻。第四天，她开车去鸮渡。金沙江在此处拐了一道肘子弯，

把冲击扇平原切割成两半。北岸是云南，南岸是四川，鸮渡就蜷在南岸那片最小的褶皱里。

从前这里有码头、茧站、供销社、粮站，赶场天周边三县的人渡船过来卖山货。

1998年洪水后码头废弃，2003年库区蓄水后一半老街沉入江底，

剩下的半边摇摇欲坠，等四个月后最后的蓄水线抵达。她沿着江边公路开，车速很慢。

路是新修的，双向两车道，柏油还泛着黑亮的光泽。但沿途的村庄在消失。

有些房屋已拆成瓦砾堆，砖石木料分类码在路边，

些还维持着最后的生活痕迹——晾晒的床单、鸡笼、门楣褪色的春联——只是门锁都已锈蚀，

窗户卸下玻璃，空洞洞望着公路。她想起城市规划术语里的“收缩型城市”。

资源枯竭、人口流失、建成区萎缩。学者们写论文、建模型、预测哪些地区将率先空心化。

没人给鸮渡建模。这里不在任何学术视野里。鸮渡只有一种未来：水来，沉没，

被记忆从三维压缩成二维。她把车停在镇政府废弃的老礼堂门口，步行往里走。

母亲租住的阁楼在老街中段，原是供销社职工宿舍，九十年代末房改时卖给了私人。

产权人早已搬去县城，房子空置多年，屋顶漏过雨，二楼地板有几处踩上去咯吱响。

母亲每月花五百块租下这里，房东觉得是天上掉馅饼。钥匙插进锁孔，拧开。

灰尘的气味涌出来，掺着樟脑丸和旧报纸的油墨。她站在门口适应了一会儿光线，

看见阁楼的全貌：靠窗一张书桌，台灯插线拖到墙角接线板。桌边一摞县志复印本，

高的那列抵到窗台。墙角铁皮柜半开着，露出码放整齐的牛皮纸档案袋，

袋脊用记号笔标着年份：1989、1998、2003、2020……她没动那些档案。

她走向书桌。桌面玻璃板下压着几张照片。最左边是她小学毕业照，九十人挤成五排，

她在第三排右七，扎马尾，表情严肃。中间是一张航拍图，金沙江下游流域地形，

鸮渡的位置被红笔圈了三道。最右边——最右边是一张五个少女的合影。黑白照片，

边缘泛黄，折痕处断裂后从背面用医用胶布粘合。背景是江边滩涂，

背后可见1989年尚未倾颓的茧站——三层青砖楼，屋顶还竖着“收茧季”的红旗。

五个少女并排站着。十五六岁年纪，穿碎花衬衫或白的确良，刘海用发夹别到一边，

露出青涩的额头。左起第二人抿着嘴唇，视线落在镜头之外。是母亲，十八岁的刘江桃。

左起第四人怀里抱着一本书，正对着镜头笑。那笑容让林深水怔了一下。

不是标准的“照相笑容”，不是面对镜头的拘谨。是恰好低头时被叫了名字，抬眼，

还没收起嘴角的弧光。她应该就是苏雀。林深水把照片从玻璃板下抽出来，翻到背面。

墨迹已褪成浅褐色，只剩一行字，笔画稚拙：“89.6.18 江边，

雀儿说要拍长江出海口——桃记”她想起笔记本里夹着的那页从作业本撕下的方格纸。

苏雀写的，托人转交，不知为何从未寄出。“桃，如果我先走，别来找我。

你要替我去看长江出海口是什么颜色……”她把照片贴在心口，站了很久。

窗台下的矮柜里收着一只铁皮茶叶罐。罐身红绿彩绘早已磨损，露出马口铁的银灰色。

林深水端起来，重量不对——空的，或只装了很轻的东西。她撬开罐盖。

里面只有一枚县制革厂的工作证，塑料封套已发黄，照片上的人脸模糊成一团暗影。

姓名栏写着“苏雀”，籍贯高县，1989年3月核发。她把工作证翻过来，

看见背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小字，笔迹与母亲不同，更圆，更幼：“雀儿说，

这是她第一个正式工作。她要攒钱带阿妈去成都看病。——桃记”林深水把工作证放回罐中。

她没有哭。从殡仪馆到现在，她没有流过泪。那不是克制，

是身体还没相信——母亲不在了这件事，需要更漫长的消化周期，就像吞咽一块冰，

最初只有冷，痛感要等融化之后才来。她跪坐在阁楼地板上，阳光从西窗斜射进来，

把灰尘照成浮动光柱。她在这片光柱里坐了半小时，什么也没想。手机震动。宋怀南。

“林老师，您到鸮渡了？方便见面吗？我有些资料想当面交给您。”她沉默了几秒。

“在哪儿见？”宋怀南选了镇口的老茶馆。

那是鸮渡唯一还在营业的公共空间——如果这也算营业：六张褪漆方桌，一半堆着杂物，

看店的老太耳背，只管收钱，三块钱一碗的花茶无限续水。林深水进门时，

靠窗那张桌边已经坐了人。六十七八岁年纪，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夹克。

他站起来时下意识扶了一下桌沿，动作里有多年伏案留下的僵硬。“林老师。”他伸出手。

“宋老师。”她握了一下。落座，老太端来两碗盖碗。

宋怀南从随身带的帆布袋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到她面前。

“这是刘大姐生前托我保管的。她说，如果她有意外，交给您。”林深水拆开信封。

里面是一张折叠成方块的信笺纸，纸质粗糙，是九十年代那种红头机关公文纸。

抬头印着“宁南县文化馆”，日期手写：1989年8月20日。内容很短，

五号楷体铅字：“关于鸮渡镇民间文学采风项目中‘茧站女工歌谣’部分的整理工作，

经研究决定，暂缓进行。已采录稿件封存归档，不作公开。特此通知。

”落款处盖着县文化馆的红色公章，旁边有铅笔批注一行，笔迹潦草：“宋：此件勿外传。

领导说采风中涉及个别人员不宜扩大影响。”林深水把通知函翻过来。背面是母亲的字迹，

圆珠笔，用力很重，有些笔画戳破了纸：“1989.7.13之后第三天，

县里来人调走了文化馆所有关于鸮渡的采风笔记。宋老师说，

他写的关于茧站女工生活的那组散文也被退稿，编辑说‘题材敏感，暂不刊用’。

”“敏感的是什么。他们不说。”她把信笺纸叠好，放回信封。“刘大姐开始做这个项目时，

我以为只是普通的民俗抢救。”宋怀南望着窗外，“县里那些年搞过好几次，老人逐年去世，

再不记就真沉水底了。我帮她联系了县档案馆，借出民国版的《宁南县志》，

还介绍她认识周巧枝——周大姐退休前在县医院妇产科，老家也是鸮渡的，会唱全套祭文。

”他停顿了很久。“我不知道她在查别的事。”林深水没接话。她等着。“去年秋天，

刘大姐来市里找我，带了一沓复印材料。她说她找到当年参与善后工作的副乡长，

老人家已卧床，家属不让她见，她托人带话进去，问了三件事。”宋怀南的声音很低，

像怕被谁听见，“第一，1989年7月13日晚上，

乡政府有没有接到关于茧站女工失踪的报告；第二，善后工作期间，

有没有人交过一件物证；第三，那只物证后来去向何处。”“她得到答案了吗？

”“副乡长去年四月过世了。刘大姐见到的应该是家属，

对方转述了几句话——‘记得这件事，当时说是意外，家属不认可，闹了几天，

后来劝回去了。’‘物证有一双鞋，黑色三接头，不是本地货，移交到县里了。

’‘移交文件后来找不到了。’”黑色三接头。37码。乡镇干部标准配发。

林深水想起笔记本里那段录音整理。

母亲去世前一个月抄下的、参与善后工作的退休副乡长的遗言：“那只鞋，

在茧站后门捡到的。不是供销社进的货。乡里烧了。

”“她说那是她三十七年来离真相最近的一次。”宋怀南抬起头，“但还不够近。

”他看着她，目光里有某种类似歉疚的东西。“我当时劝她——我说刘大姐，三十七年了，

当事人都已不在，实物证据也无从追索，即使您查清了全部事实，又能怎样呢。

法律上时效已过，行政上档案遗失，您能做的，只是把这些记录整理好，

留给将来研究地方史的人。”“她怎么说？”宋怀南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我不是要告谁。我只想替雀儿问她阿妈一句话——你等到她了吗？

’”林深水没有问这句问话是什么意思。她低下头，把面前的盖碗转了一圈。

“她后来还去过哪些地方？”“县档案馆、县公安局档案室、县信访办。”宋怀南想了想，

“信访办的回复是‘此事年代久远，无原始记录，建议您通过司法途径查询’。

司法途径——她没有律师，没有证据，甚至没有立案资格。”“她有没有提起过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