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成青

第一章 青瓷1987年画坯车间的电灯泡永远不够亮。我蘸了一笔青花料，

俯身在素白的瓷坯上勾勒叶脉。钴蓝色在泥胎上晕开，像雨天瓦檐滴下的水痕。

车间里弥漫着瓷土特有的腥气，混着颜料的矿物味道，二十三个女工低着头，

笔尖划过瓷胎的沙沙声细密如春蚕食叶。“青禾，这批‘喜鹊登梅’小碗，你画完送去烘房。

”赵组长把一摞碗坯放在她工作台边沿。我点了点头，数了数，十八只。

活动了下僵硬的脖颈，余光瞥见墙上的挂钟——下午三点四十分。

离下班还有一小时二十分钟，够画完这十八只。我的位置靠窗。窗外是厂区灰扑扑的围墙，

墙头爬着半枯的爬山虎。再远些，能看见县二中教学楼的屋顶。去年七月之前，

我还坐在那栋楼的某间教室里，做着关于远方的梦。高考分数出来的那天，

母亲在灶台前站了很久，锅里的红薯粥噗噗地响。父亲躺在床上咳嗽，一声接一声。“复读？

家里哪来的钱？”母亲没回头，声音压得很低，“你哥刚结婚，彩礼钱还欠着。

你弟秋天要上高中。青禾，认命吧。”认命。于是我成了县瓷器厂第三百零七号画工。

笔尖游走，喜鹊的翅膀渐渐成型。我的手法熟练，甚至比那些干了十年的老师傅更快些。

不是天赋，是我偷偷练的——在所有人都下班后，留下来，用废弃的次品坯练习。

有时画到天黑，看门的老秦头来锁门，看见我还在，摇摇头：“丫头，这么拼做什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觉得，总得抓住点什么。哪怕只是把一朵梅花画得更活些，

把一片叶子勾勒得更灵动些。“喂，你们听说没？”前排传来压低的声音。是李红英，

车间里消息最灵通的。几个女工悄悄凑过去。“三车间那个刘美玉，跑了！”“跑了？

跑哪去了？”“S圳！跟她表姐去的，说是在那边厂子里，一个月能挣一百多！

”一阵压抑的惊呼。一百多，是这里工资的六倍。“她家里不闹？”“闹啊，

她爹拿着扁担追到汽车站，没追上。说是哭了一夜，骂闺女白眼狼。”李红英顿了顿，

声音更低，“可你们知道美玉临走前说什么？她说，死在S圳也比烂在这里强。

”车间里静了片刻。笔尖划过瓷胎的声音忽然变得刺耳。听完我的手顿了顿，

一滴钴料滴在碗沿，迅速晕开。赶紧用刮刀修去，心口却怦怦跳起来。S圳。

那个在地图上只有指甲盖大小的城市，此刻像一枚烧红的针，烫在我的脑子里。

我见过一次刘美玉。那是个爱穿红裙子的姑娘，烫着时兴的卷发，走路时腰肢拧得像柳枝。

有次在厂区澡堂遇见，美玉对着模糊的镜子抹雪花膏，哼着邓丽君的歌。看见我时，

她笑了笑：“小丫头，整天闷着头画，不闷得慌？”我当时只是摇头。现在想来，

美玉的眼睛里有一种光，是车间里其他人没有的——那是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的光。

下班铃响得尖锐。女工们像退潮般涌出车间，我却慢吞吞地洗笔、收拾工具。等人都走光了，

这才从抽屉里摸出一个小本子。牛皮纸封面，边角已经磨毛了。翻开，

里面密密麻麻记着东西。不是日记，

是一些零碎的信息：“1987.3.12 听赵组长说，

g州客商订了五百套‘富贵牡丹’，单价4.8元，比去年涨了三毛。

”“1987.4.5 废品率统计，画坯车间本月2.3%，比上月降0.2%。

原因：新颜料流动性好。”“1987.4.18 财务科王姐说，厂里要买新窑炉，

钱不够，可能要贷款。”我不懂这些有什么用。只是觉得，该记下来。

就像小时候在田埂上捡麦穗，一颗一颗，不知道能攒成什么，但捡在手里，心里就踏实。

合上本子，从衣兜里掏出一样东西——半张皱巴巴的报纸。是昨天在厂办走廊垃圾桶里捡的。

上面有篇报道，讲S圳特区的发展，配了张模糊的照片：高楼林立，街道宽阔。

我把报纸铺在工作台上，就着窗外渐暗的天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读。

那些陌生的词汇像密码：招商引资，市场经济，三来一补……忽然，一阵剧烈的眩晕袭来。

世界猛地顿了一下。不是晕眩，是某种更诡异的感觉——时间好像凝固了。

窗外飘落的树叶悬在半空，远处传来的广播声被拉长成怪异的嗡鸣，就连车间里漂浮的尘埃，

都静止在昏黄的光线里。好像只有我能动。我惊慌地站起来，碰倒了笔洗。水泼出来，

却停在半空，形成一滩诡异悬浮的水洼。我伸手去碰，指尖传来真实的凉意。

这是……怎么了？我心跳如鼓，试探着在静止的车间里走动。走到赵组长的位置，

看见她摊开的考勤表，墨迹还没干透。走到窗前，看见那只悬停的树叶背面，

有只蚂蚁也在静止中，触角伸向前方。三分钟。或者更短，我不确定。当世界恢复正常时，

泼出去的水“哗啦”一声落在地上，广播里传来《ju港之夜》的旋律，树叶继续飘落。

扶着工作台，大口喘气。冷汗浸透了我后背的衣裳。我病了？还是疯了？接下来的几天，

我都小心翼翼观察。发现只要极度疲惫或精神高度集中时，

那种“时间凝固”的感觉就可能出现。有时几秒，有时长达两三分钟。在凝固的时间里，

我能思考，能观察，能完成一些精细的操作——比如修掉瓷坯上几乎看不见的裂缝，

比如记住账本上密密麻麻的数字。但这能力有代价。每次过后，都头痛欲裂，

像有根烧红的铁丝从太阳穴穿到后脑勺。有一次在“凝固”中多待了会儿，

结束后直接吐在了水池里，眼前发黑，几乎站不住。我没告诉任何人。这种事说出去，

只会被当成疯子。我只是更沉默，

更努力地记下那些“凝固时刻”里看到的东西：会计室保险柜的密码转盘停在哪个数字，

厂长抽屉里那份关于“优化裁员”的文件内容，还有——画坯车间废品率统计表上，

李红英那个被悄悄改低了的数字。我把这一切都记在那本牛皮纸本子上。

用只有自己能看懂的符号。日子一天天过去，车间的墙壁上贴上了新的标语：“深化改革，

提高效益”。广播里开始提到“优化组合”、“末位淘汰”。空气里渐渐有了不安的味道。

五月中旬，厂里开了大会。厂长站在主席台上，

念着稿子：“……部分同志可能会暂时离开工作岗位，这是改革的阵痛，

是为了厂子更好的明天……”台下鸦雀无声。我坐在后排，

看见前排几个老画工的肩膀在颤抖。第二天，裁员名单贴出来了。车间里哭成一片。

被裁的多是四十岁以上的女工，她们在这里干了十几年、二十年，除了画坯，什么也不会。

赵组长红着眼圈安抚：“厂里说了，有补偿，会想办法……”我挤在人群里，手指冰凉。

看见了自己的名字——不在裁员名单上，但在“转岗培训”那一栏里。我要被调去仓库，

做保管员。“凭什么！”李红英突然尖叫起来，指着我的鼻子问道，“她进厂才一年多！

我干了八年！凭什么她留下我去仓库？凭她会巴结领导吗？”所有人的目光聚焦过来。

我张了张嘴，却发不出声音。赵组长这时候拉了我一把，低声道：“厂里看中你识字多，

细心。仓库那边……也需要人。”昨天晚上，我在又一次“时间凝固”中，

“走”进了厂长办公室。看见了那份最终的裁员名单草案。李红英的名字本来在“留用”栏，

但旁边用红笔批注：“此人废品率数据存疑，且与质检员有亲属关系，建议调整。

”本可以不说。但我想起上个月，

李红英悄悄多分给我两个肉包子——那天我因为头痛没吃午饭。我想起李红英的女儿才五岁，

丈夫在矿上出了事，腿瘸了。在凝固的时间里，我盯着那份名单看了很久。然后，

做了一件事——用厂长的笔，在那行批注上轻轻划了一下。很轻，

但足以模糊掉几个关键的字。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我只是……试了试。今天名单公布，

李红英还在。去了仓库，但至少还有工作。“我没有……”我终于找回声音，很小，但清晰，

“我没有巴结任何人。”李红英还要说什么，被旁边人拉住了。人群渐渐散去。

只有我站在原地，看着那张红纸黑字的名单，胃里一阵翻搅。转身，走到自己的工作台前。

十八只“喜鹊登梅”小碗已经画好，整齐地码在木架上。喜鹊的眼睛点得乌黑，

梅花瓣染着淡淡的胭脂红。很美，但每一只都一模一样。就像她们的人生。我拿起一只碗，

指尖拂过光滑的瓷面。忽然想起刘美玉——那个去了S圳的姑娘。现在在做什么？

是不是还在工厂里，但至少，是在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把碗放回去，开始收拾东西。

笔要洗干净，颜料要盖好，工作台要擦得纤尘不染——这是老师傅教我的：手艺人，

要有始有终。窗外的天阴了下来，又要下雨了。g南的春天总是这么多雨，

潮湿得连骨头缝都发霉。我抱着一摞私人物品走出车间时，回头看了一眼。二十三个位置，

空了八个。剩下的人低着头，笔尖沙沙作响。墙上的挂钟滴答、滴答，不紧不慢。

深吸一口气，转身走进细雨里。仓库在厂区最西头，是个老旧的平房。

里面堆满了瓷坯、成品、包装材料，空气里是灰尘和稻草的味道。

管理员老谢是个干瘦的老头，见我就说：“识字是吧？来，把这些入库单登记了。

”仓库的工作简单，但琐碎。清点、登记、搬运。我的手很快磨出了新茧。但我不敢抱怨，

甚至有些喜欢这里的安静——没人注意到我的时候，可以躲在角落里，

继续看那本《K计基础》。后来我还发现了仓库的好处：能接触到各种单据。

出货单、进货单、损耗记录……我会把它们整理好，一张一张地看，像拼图一样，

试图拼出这个厂子的全貌。六月底，厂里来了个特殊的人。是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穿着灰色的中山装，但料子比县里干部的好。厂长亲自陪着，在厂区里转。转到仓库时，

老谢赶紧迎上去。“这位是省工艺M术学院的张教授，来我们厂调研。”厂长介绍。

张教授很和气，在仓库里慢慢看，时不时拿起一件瓷器，对着光仔细端详。

我正在整理一批新到的青花碗，就听见他问老谢：“这批缠枝莲，是哪个师傅画的？

”“是画坯车间的老师傅。”老谢答。张教授摇摇头，放下碗：“线条太板了，没有生气。

缠枝莲讲究的是缠而不乱，现在这画法，像铁丝网。”老谢讪讪地笑。

我听完低着头继续干活，心跳却快了起来。我听懂了——张教授说的，

和我心里模糊的感觉一样。画了无数缠枝莲，总觉得哪里不对，原来是这样。

张教授在仓库里转了一圈，最后停在我整理的那批碗前。他拿起一只，看了很久。“这只，

”他忽然说，“和其他的不太一样。”我心里一紧。“你看这里的叶脉转折，

”张教授指着碗壁，“多了点弧度，显得灵动。还有花瓣的层次，

染得稍微有些深浅变化——虽然很细微，但看出来了。”老谢凑过来看看，

又看看我：“这是……青禾登记的批次吧？是不是混了不同人画的？”手心出汗。那只碗，

是我登记时不小心碰掉了一小块釉，后来偷偷用颜料补过。补的时候，鬼使神差地，

没有完全按照原样，而是……加了点我自己的理解。“是我补的釉。”我小声说，

“原画……被我弄花了点。”张教授看着她，镜片后的眼睛很温和：“你学过画？”“没有。

”我摇头，“在厂里跟着师傅学的。”“可惜了。”张教授叹了口气，“有点灵气，

但被格式困住了。”他放下碗，和厂长往外走。走到门口时，又回头看了我一眼：“小姑娘，

要是有机会，该出去看看真正的瓷器是什么样子。不是这些流水线上的东西，是那些有魂的。

”有魂的。这三个字像锤子，敲在了我的心上。那天晚上，

我在牛皮纸本子上写：“1987.6.28 省里张教授说，瓷器要有魂。什么是魂？

”写完后，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然后翻到本子最后一页——那里贴着之前从报纸上剪下来的、关于S圳的那篇报道。

照片已经模糊得看不清，但标题还在：“特区速度：三天一层楼的奇迹”。伸出手指，

轻轻摩挲着那个地名。窗外，夏夜的虫鸣一阵阵涌来。

远处传来火车的汽笛声——那是通往南方的列车，每晚这个时间经过县城。我小时候常听，

母亲说：“那是去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很远很远的地方。忽然想起今天下班时，

在厂门口遇见李红英。红英眼睛还是肿的，但看见她，挤出一个笑：“青禾，谢谢你。

”我一愣。“我知道是你。”红英压低声音，“老王看见那天晚上，你最后一个离开车间。

厂长办公室的灯亮着。”我想否认，但红英摇摇头：“别说。我懂。

”她往我手里塞了个东西——是个煮鸡蛋，还温着。“仓库活儿重，多吃点。”说完就走了。

我握着那颗鸡蛋，在暮色里站了很久。鸡蛋的暖意透过蛋壳，传到掌心。

走回仓库——我现在住仓库的隔间，是老谢特批的，为了晚上方便看门。小小的房间，

除了一张床、一张桌子，什么都没有。但我喜欢这里，安静，没人打扰。坐在床边，

慢慢剥开鸡蛋。蛋白很嫩，蛋黄是金黄色的。一小口一小口地吃，忽然想起小时候，

只有生日那天才能吃到一个完整的煮鸡蛋。母亲会把鸡蛋在我额头上滚三圈，说：“滚一滚，

霉运走。”现在没人给我滚鸡蛋了。吃完，翻开《K计基础》。煤油灯的光昏黄，

字迹有些模糊。但我看得很认真，一个字一个字地啃。资产等于负债加所有者权益。

借方在左，贷方在右。这些陌生的术语像一扇扇门，门后是我完全不了解的世界。

头痛又开始隐隐发作。我知道，这是过度使用那种“能力”的后遗症。

最近用得频繁——为了在凝固的时间里多记几页书，多看懂几张复杂的报表。揉着太阳穴，

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小铁盒。里面装着攒下的钱。二十块奖金，加上这几个月的工资省下来的，

一共八十七块六毛。我用一块红布包着，每天晚上都要数一遍。八十七块六毛，

够买一张去g州的火车票吗？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必须离开这里。

不是像刘美玉那样冲动地跑，而是要有准备地走。要攒钱，要学东西，

要搞清楚那个“外面”到底是什么样子。窗外的虫鸣声更响了。我吹灭煤油灯，躺到床上。

黑暗中，睁着眼，听着远处隐约的火车汽笛声。那声音越来越近，又越来越远，

最终消失在夜色里。我把手放在心口，感觉到那颗心在有力地跳动。一下，一下，

像在敲一扇紧闭的门。总有一天，我会坐上那列火车。去很远很远的地方。

去有“魂”的地方。第二章 南风1988-19911988年春天来得特别早。

仓库窗外的泡桐树一夜之间爆出满树紫花时，我收到了第一封信。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

右下角印着“S圳s口工业区”的红字。信是刘美玉寄来的。“青禾妹妹：见字如面。

我在S圳一切都好，现在在一家电子厂做质检员，每月工资加加班费能拿到一百五十元。

这里和家里完全不一样，高楼多得看不到天，晚上比白天还亮……”信纸只有一页，

字迹潦草，有几个错别字。但我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那一百五十元像烧红的烙铁，

烫着我的眼睛。老谢咳嗽着走进来：“丫头，发什么呆？这批出口R本的茶具要赶紧打包。

”我慌忙把信塞进工作服内袋，手心都是汗。一百五十元。我在仓库，

一个月工资加夜班补贴才四十二元七角。打包茶具时，我的手一直在抖。

这是厂里第一次接R本订单，要求极高。每套茶具要用特制的防震纸包裹，

再放进铺满稻草的木箱里。我不能出错，这是我的工作。可我的心思全在那封信上。S圳。

电子厂。一百五十元。晚上，我又进入了那种“凝固”的状态。

这次是有意的——我想在静止的时间里，好好算一笔账。我打开那个装钱的小铁盒。

八十七块六毛，再加上这两个月攒的，一共一百零三元八角。去S圳的火车票要多少钱？

我不知道。但美玉在信里夹了张纸条，上面写着从县里到g州的硬座票价：三十四元。

三十四元。剩下的钱够我在S圳活多久？

我在凝固的时间里翻开地图册——这是我用仓库里捡到的废品换的，

一本1985年版的华夏地图。找到S圳，用手指丈量从家乡到那里的距离。只有一掌宽，

却像隔着千山万水。凝固结束。头痛如期而至，像有无数根针在扎。我趴在桌上，

冷汗浸湿了额发。但心里那团火，烧得更旺了。我必须走。不是现在，是准备好之后。

我要攒够至少两百元，要学更多东西，要……要找到一条去了之后不至于饿死的路。

我开始更疯狂地学习。仓库里有很多过期杂志，

大多是《华夏陶瓷》《工艺美术》之类的专业刊物。我一本本捡回来，在煤油灯下一字字读。

有些看不懂，就查字典——字典是我用半个月早餐钱在旧书店买的，封面掉了，但内容完整。

四月底，厂里出了件事。财务科的王会计挪用公款，被发现了。据说是在账目上做了手脚，

把一批残次品的销售款偷偷转走，有八百多元。全厂哗然。

厂长在大会上拍桌子：“这是犯Z！要送公安局！”我坐在仓库的小隔间里，

听着广播里传来的怒吼，手里攥着那本《K计基础》。王会计做假账的手法，

书上其实都写了。只是他做得太粗糙，连我都能看出问题——在又一次“凝固”时间里，

我“看”过他抽屉里的账本。但我没说。不是不敢，是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有些事，

知道了不一定就要说出来。就像我知道李红英改废品率数据，知道采购员吃回扣，

知道车间主任和质检员的关系……我知道了太多，但都藏在心里。这是我的生存之道。

在这个地方，一个没有背景的女孩子，知道得太多是危险。五月中旬，美玉寄来了第二封信。

这次信很厚，有七八页。她写了很多细节：电子厂里刺鼻的松香味，

流水线上永远做不完的电路板，宿舍十二个人挤一间，夏天热得像蒸笼。

但她还是说：“青禾，来S圳吧。这里再苦，至少钱是真的。在家里，你一辈子能看到头。

”随信寄来的，还有一张照片。黑白照，有些模糊。美玉站在一栋高楼前，穿着碎花连衣裙，

烫了头发，笑着。她身后是密密麻麻的窗户，像无数双眼睛。我把照片贴在床头的墙上。

每天睁眼就能看见。那天下午，我在仓库清点一批新到的颜料时，又“凝固”了。

这次持续的时间很长，可能有五分钟。我在静止的世界里，

走到仓库最里面的角落——那里堆着历年来的废品记录。我一页页翻看。1985年，

废品率3.2%。1986年，2.8%。1987年，2.3%。而今年第一季度，

已经降到1.9%。数字在下降，但工厂的效益却在变差。为什么？我在凝固的时间里思考，

头痛开始提前发作。但我忍着，继续翻。翻到原料采购记录，

发现氧化钴的价格比去年涨了百分之十五，但成品瓷器的出厂价只涨了百分之五。所以，

利润被挤压了。所以，要裁员，要“优化”。所以，像我这样的人，要么接受更低的工资，

要么离开。凝固结束的瞬间，我吐在了废纸堆里。剧烈的头痛让我视线模糊，

耳朵里嗡嗡作响。但我脑子里那个念头，却清晰得像刀刻：我要离开。必须离开。六月初，

我做了个大胆的决定。我给美玉回了信。信很短，只有几行字：“美玉姐：信收到了。

我想去S圳，但现在钱不够，也没有技能。你能告诉我，在S圳做什么最赚钱？学什么最快？

”信寄出去后，我开始失眠。夜里躺在床上，听着远处火车的汽鸣声，

脑子里一遍遍预演：如果去了S圳，我会遇到什么？找不到工作怎么办？生病了怎么办？

被骗了怎么办？恐惧像潮水，一次次漫上来。但每次潮水退去，留在心里的，还是不甘。

六月下旬，美玉的回信来了。这次更快，只用了十天。“青禾：收到你的信很高兴。

如果你想学得快，我建议学打字。现在S圳很多公司都需要打字员，工资高，工作环境也好。

我认识一个姐妹在培训班学习，三个月就能上岗。学费要两百元，

但学出来一个月能挣两百以上……”打字员。我盯着那三个字。我见过打字机——在厂办，

秘书小陈有一台。黑色的，有很多键，敲起来咔嗒咔嗒响。我偷偷摸过，那些键位像密码，

我看不懂。两百元学费。对我来说是天文数字。但我没有放弃。

我开始打听县里有没有打字培训班。没有。整个县城，只有县政府有两台打字机，

都是专人使用。那就自学。我从仓库里翻出一些废弃的油印纸，背面是空白的。

我用尺子和铅笔，在纸上画了一个键盘的图。26个字母，还有一些符号。我对照着字典，

开始背键位。A在左手小指，S在左手无名指，D在左手中指……白天工作间隙，

我就在心里默背。晚上，就用手指在桌子上练习“盲打”。没有声音，

只有指尖敲击桌面的轻微震动。老谢发现了我的异常。有天晚上，他推门进来，

看见我对着那张手绘的键盘图发呆。“丫头，你这是要学打字？”我吓了一跳，

慌忙把纸藏起来。老谢摆摆手：“别藏了，我早看见了。”他走到床边坐下，点了根烟，

“想出去？”我犹豫着，点了点头。老谢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昏黄的灯光里缓缓上升。

“也好。这厂子……怕是撑不了几年了。”他顿了顿，“我儿子去年去了Z海，在建筑工地。

他说那边到处都是机会。”“您不拦他？”“拦？”老谢笑了，笑容里有苦涩，“怎么拦？

家里三亩薄田，能种出什么金子？年轻人想闯，就让他们闯吧。总比在这里烂掉强。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你要真想学，我倒是认识个人。县政府的打字员小周，

是我外甥女。我跟她说说，让你周末去她那儿看看。”我愣住了，

喉咙发紧：“谢、谢师傅……”“别说谢。”老谢摆摆手，“我就是看你像看我闺女。

她要是活着……也该你这么大了。”门轻轻关上。我坐在床沿，眼泪忽然就掉了下来。

周六下午，我去了县政府。老谢的外甥女周姐是个和气的女人，三十来岁，梳着整齐的短发。

她听说我想学打字，笑了：“现在想学这个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来，我教你。

”那台打字机是“si通”牌的，比厂办的旧些，但功能齐全。周姐示范了基本指法，

然后让我试试。我的手指第一次真正敲在键盘上。咔嗒。一个字母出现在滚筒的白纸上。

是“A”。“指法不对。”周姐纠正我，“手腕要悬空，用指关节发力。再来。

”我重新开始。一个键一个键地敲。很慢，但每一个字母出现时，

我心里都涌起一股奇异的激动——我在创造。用这些小小的铅字，创造出一个可见的痕迹。

那天下午，我在县政府待了三个小时。学会了26个字母的位置，

学会了打自己的名字：沈青禾。三个字，我打了一整行。回家的路上，

夕阳把街道染成金黄色。我走着走着，忽然跑了起来。沿着河堤跑，风灌进嘴里，有点咸。

但我笑着，一直笑着。我有希望了。真的有了。1988年秋天，我攒到了一百八十元。

还差二十元，就够去S圳的路费和最初的生活费。但就在这时，家里出事了。父亲咳血了。

送到县医院，诊断是肺结核晚期。医生说，要住院，要用药，要营养。母亲哭成了泪人，

翻遍家里，只找出二十三块钱。哥哥嫂子来了。嫂子抱着孩子，

脸拉得很长：“爸这病……是个无底洞。我们刚盖了房子，还欠着债呢。”弟弟还在读高二，

低着头不说话。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我身上。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我是女儿，还没出嫁，

工资虽然不高，但吃住都在厂里，应该攒了点钱。母亲拉着我的手：“青禾，

你那儿……有没有？”我看着她布满皱纹的脸，看着父亲在病床上蜡黄的面容，

看着哥哥躲闪的眼神，看着弟弟羞愧的表情。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我攒了一百八十元。那是我的命，我的未来，我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船票。但如果我拿出来，

船就沉了。“我……”我开口，声音哑得厉害，“我只有……五十块。”我说谎了。

第二次对家里说谎。母亲的眼神黯淡下去，但没说什么，只是拍拍我的手：“五十也好，

五十也好。”哥哥嫂子明显松了口气。那天晚上，我躲在医院走廊尽头的楼梯间，哭了很久。

哭到没有声音，只有肩膀在剧烈颤抖。我觉得自己很自私，很卑鄙，很……不是人。

但另一个声音在心底说：沈青禾，如果你拿出这一百八十元，你就永远走不了了。

你会在这里，嫁人，生孩子，伺候生病的父亲，

然后变成和母亲一样的女人——一辈子困在这个小县城，困在无休止的操劳和叹息里。

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想要的人生是什么样子？我不知道具体的画面，但我知道，

至少不是现在这样。我最终拿出了八十元。谎称是跟同事借的。母亲千恩万谢，

哥哥嫂子也难得对我露出笑容。剩下一百元，我重新藏好。

父亲的病让家里陷入了更深的困境。母亲不得不去街道糊纸盒，一天挣七八毛钱。

哥哥嫂子偶尔送点米面来，但脸色越来越难看。弟弟说不想读书了，要去打工，

被父亲用尽力气打了一巴掌：“你敢退学……我打断你的腿！”我周末去医院照顾父亲。

喂饭，擦身，倒便盆。父亲清醒时，会拉着我的手，

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歉意：“青禾……拖累你了。”我总是摇头：“爸，别说这些。

”但心里像被刀割。十一月，父亲走了。葬礼很简单。亲戚朋友来了些，吃了顿饭，散了。

母亲一夜之间老了十岁，头发白了一大半。处理完后事，哥哥提出分家。

其实也没什么可分的，就那三间老屋。哥哥要了两间，说他要养孩子。剩下一间，母亲住。

弟弟还在读书，住校。至于我？没人提起。那天晚上，我帮母亲收拾东西。

母亲坐在昏暗的灯光下，缝补一件旧衣裳。缝着缝着，忽然说：“青禾，你走吧。”我一愣。

“妈知道你心不在这里。”母亲没抬头，针线穿梭得很快，“你爸走了，我也没什么牵挂了。

你哥……他有自己的家。你弟，看他的造化。”“妈……”“走吧。”母亲终于抬头，

眼里有泪光，但脸上是笑着的，“去S圳，去g州，去哪都行。总比在这里强。

”我的眼泪夺眶而出。“可是您……”“我没事。”母亲擦擦眼睛，“我能养活自己。

倒是你，一个女孩子在外面，要小心。别被人骗了，别走歪路。”她放下针线，走到柜子前，

打开最下面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是钱。皱巴巴的，有一毛两毛的，

也有几张一元两元的。“这里有三十七块五毛。”母亲塞到我手里，“你拿着。路上用。

”“妈，我不能……”“拿着！”母亲的声音忽然严厉起来，“这是妈给你的嫁妆。

虽然少……但妈只有这些了。”我握着那沓还带着母亲体温的钱，哭得不能自已。

1988年12月3日，我离开了家。行李很简单：一个帆布包，

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服、那本《K计基础》、手绘的键盘图、美玉的信和照片，

还有一百三十七元五角钱——我的一百元，加上母亲的三十七块五。母亲送我到汽车站。

清晨的雾气很重，她的身影在雾里显得单薄。“到了那边，记得写信。”她说。我点头，

喉咙堵得说不出话。汽车发动了。我从车窗往外看，母亲还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直到车子转弯，她的身影消失在雾气里。我把额头抵在冰凉的车窗上，眼泪无声地流。

再见了，我的十八岁。再见了，画坯车间。再见了，永远潮湿的g南。车子驶出县城，

驶上国道。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山峦起伏，田野辽阔。太阳升起来了，

金红色的光穿透晨雾，照亮前方的路。我擦干眼泪，从包里拿出美玉的照片。照片上的她，

站在高楼前，笑着。我也会的。我也会站在那样的高楼前，笑着。一定。汽车向南，

一路向南。第三章 流水线1989-1990从g州到S圳的火车上，我吐了三次。

车厢里塞满了人，行李架上、座位底下、甚至厕所门口都蜷着身体。

汗味、泡面味、劣质烟草味混在一起，空气浓稠得像粥。有人哭，有人吵，

有人唱《gu乡的云》，唱到“我曾经豪情万丈，归来却空空的行囊”时，全车厢都安静了。

我抱着帆布包，蜷在车厢连接处的角落里。每一次颠簸，骨头都像要散架。但我瞪大眼睛，

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田地越来越少，工厂越来越多。巨大的烟囱冒着白烟，

像一只只指向天空的手指。这就是南方。晚上八点，火车终于停在S圳站。车门打开的瞬间，

人潮像决堤的洪水涌出去。我被裹挟着，双脚几乎离地。等站稳时，

发现自己站在一个巨大得超出想象的广场上。灯光。到处都是灯光。高楼上的霓虹，

广告牌的射灯，车流的尾灯……交织成一片炫目的光海。空气里是汽油和混凝土的味道，

还有隐隐的、海风的咸腥。“靓女，住宿吗？十块钱一晚！”一个瘦男人凑过来。

我抓紧背包，摇头，按美玉信上写的路线找公交车站。但那些路牌上的字，

多我都不认识——S南大道、H强北、L湖口岸……最终是一个卖报纸的老阿婆给我指了路。

“去S口啊？坐101路，坐到终点站就是啦。”公交车也很挤。我站着，脸贴着车窗。

外面是流光溢彩的街道，商店橱窗里挂着我看不懂牌子的衣服，

餐厅里坐着穿西装打领带的人。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金发女郎举着一瓶汽水，笑得灿烂。

世界被分割成了两半。一半是我来的地方，灰扑扑的，慢吞吞的。一半是这里，亮得刺眼，

快得让人心慌。S口比我想象的荒凉。大片大片的工地，脚手架像巨兽的骨架。但厂房很多，

长方形的、灰色的、一模一样的盒子，一个挨一个。美玉说的电子厂叫“H昌电子”，

在工业区最里面。我找到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厂门口还亮着灯，保安室里，

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在打瞌睡。“我找刘美玉，三车间的。”我说。

保安抬眼皮看了我一眼：“等着。”拿起对讲机喊了几句。十分钟后，美玉跑出来了。

她变了。更瘦，头发剪短了，穿着蓝色的工服，胸口别着工牌。但眼睛还是亮的，看到我，

一把抱住：“青禾！你真的来了！”她的宿舍在厂区后面，一栋六层的水泥楼。

房间比我想象的小，十二张双层铁架床挤得满满当当。

空气里有汗味、廉价洗发水味、还有泡面的味道。墙角堆着脸盆、水桶、行李袋。

“你就睡我上铺。”美玉指着靠窗的一张床，“阿芳上个月辞工回家了。”上铺空着，

只有一块光木板。美玉帮我铺了从家里带来的床单——是母亲给我准备的，洗得发白，

但干净。“先去洗澡，厂里十一点停热水。”美玉塞给我一个塑料桶和脸盆，

“洗澡间在一楼，厕所也在那边。小心地滑。”洗澡间是公共的，一排十几个水龙头，

没有隔断。有几个女工在冲凉，赤条条的身体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水光。我背过身，

飞快地脱衣服，用最快的速度冲完。水是温的，带着铁锈味。回到宿舍，其他人陆续回来了。

都是年轻女孩，操着各地的口音：S川的、H南的、J西的、g西的……她们打量我，

有人问：“新来的？”美玉替我答：“我老乡，沈青禾。”“哦。”问的人没了兴趣，

爬到床上。晚上十一点，灯准时熄灭。但宿舍并不安静——有人小声说话，有人翻身，

有人在吃饼干，咔嚓咔嚓。窗外的工业区还在轰鸣，机器声、货车声、远远近近。

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上，盯着天花板上晃动的光影——是外面工地的探照灯。

帆布包抱在怀里，里面装着我的全部家当：一百三十七块五毛钱，还有母亲的三十七块五。

眼泪忽然就流下来，悄无声息。第二天，美玉带我去见工。人事部在办公楼二层，

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女人接待我们。她看了我的身份证，又看了美玉的工牌：“刘美玉，

这是你介绍的人？”“是，李主任。”美玉陪着笑。李主任推推眼镜，

上下打量我：“以前做过电子厂吗？”“没有。”“会焊锡吗？”“不会。

”“会用万用表吗？”我摇头。李主任皱了皱眉，在本子上记着什么。“只能从普工做起。

流水线，插件。试用期一个月，工资八十，包住不包吃。做不做？”八十元。

比美玉说的一百五少了一半。我看向美玉，她使了个眼色。我点头：“做。

”“身份证押这里。”李主任伸手，“签合同，按手印。”合同是印刷好的，密密麻麻的字。

我来不及细看，就在美玉指的地方签了名，按了红手印。“工牌押金二十，工作服押金十五，

从第一个月工资里扣。”李主任递过来一个蓝色工牌，“今天就开始上班。刘美玉，

你带她去三车间。”走出人事部，美玉低声说：“押金都这样，每个厂都要扣。

你做满三个月，离职的时候会退。”“如果做不满三个月呢？

”美玉沉默了一下：“那就不退。”三车间是插件车间。一进去，

巨大的噪音就像潮水般淹没了所有声音。流水线在传送带上缓缓移动，

两边坐着密密麻麻的女工。她们低着头，手飞快地动着——从面前的料盒里抓起零件，

插到电路板上，再传给下一个人。每个人面前都有一个计数器，插完一个，按一下，

数字跳动。“你的位置在这里。”拉长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姓王，脸很严肃，

“插件很简单，看一遍就会。但速度要快，不能堆积，不能出错。每小时有最低产量要求，

达不到要扣分，扣分就扣钱。”她示范了一遍：抓起一个电阻，插进电路板的小孔里，

用旁边的夹具压一下。动作行云流水，不到两秒钟。“你试试。”我试了。手在抖，

电阻掉在传送带上。王拉长皱眉：“别紧张。再试。”试了十几次，终于能勉强插进去。

但速度慢得像蜗牛。“今天先熟悉，明天开始计时。”王拉长说完就走了。我坐在凳子上，

看着传送带源源不断地送来电路板。身边的女孩们头也不抬，手像机器般精准运动。

她们的眼神是空的，只盯着手里的零件和板子。这就是流水线。中午吃饭时间只有半小时。

食堂里排着长队，美玉帮我打了饭——一勺白菜，几片肥肉，米饭管饱。

我们找了个角落坐下。“慢慢就习惯了。”美玉扒着饭，“一开始都这样。我第一个月，

手指全磨破了，晚上睡觉都在插零件。”我看着自己的手。才半天，指尖已经红了。“对了，

”美玉压低声音，“晚上下班，带你去个地方。”“什么地方？”“打字培训班。

”美玉眼睛亮起来，“我打听好了，工业区外面有家夜校，晚上七点到九点上课。学费两百，

三个月。我跟老师说了你的情况，他说可以分期，先交五十，后面从工资里扣。

”我心里一紧：“可是……”“别可是了。”美玉打断我，“青禾，

你想一辈子在这里插零件吗？学会打字，就能去办公室，能当文员，工资能翻倍。你识字多，

学起来快。”我看向食堂里密密麻麻的工服。蓝色的一片，像海洋。每个人脸上都写着疲惫。

我不想成为这片海洋里，一滴随时会被蒸发的水。“我去。”我说。下午的流水线更难熬。

传送带不会因为我是新手就变慢，电路板源源不断地流过来。我手忙脚乱，面前开始堆积。

王拉长走过来看了一眼，没说话，但眼神像刀子。旁边的女孩小声提醒我：“快点，

不然我们整条线都要被骂。”我咬着牙，加快速度。手指被电阻的金属引脚扎破，渗出血珠。

顾不上擦，继续插。下班铃声响起时，我几乎站不起来。手指僵硬得伸不直，腰像断了一样。

美玉拉我去食堂吃了晚饭——还是白菜肥肉，我吃不下，只扒了几口米饭。

然后匆匆回宿舍换了衣服，跟她往外走。夜校在工业区外面的一条小街上。是个二楼的门面，

招牌上写着“现代职业技能培训”。教室里摆了十几台旧打字机，有几个女孩已经在练习，

咔嗒咔嗒的声音此起彼伏。老师姓陈，戴眼镜，说话温和。“你就是沈青禾？

刘美玉跟我说了。”他递给我一本教材，“这是最基础的指法教程。你先看看，

跟不上随时问。”我翻开教材。和我在家里手绘的键盘图差不多，但更系统。指法分区，

练习口诀。“先交五十块押金。”陈老师说，“剩下的每月交五十，三个月交清。

学完保证你一分钟能打五十个字。”我从内衣口袋里摸出钱——母亲的三十七块五，

加上我的十二块五，凑成五十元。递过去时，手在抖。这是我的全部赌注。第一堂课，

我只学会了基本指法。手指不听使唤，老是按错键。旁边的女孩已经打得飞快，

她来了一个月。下课后，陈老师留下我：“别急，慢慢来。每天坚持练，一定行。

”回厂区的路上，美玉说：“青禾，我知道你现在难。但熬过去就好了。我认识一个姐妹，

学会打字后去了贸易公司，现在一个月能拿三百。”三百元。是我在老家一年的工资。

我握紧拳头，指甲掐进掌心：“美玉姐，谢谢你。”“谢什么。”美玉笑了，“咱们是老乡，

要互相帮衬。”回到宿舍，已经九点半。还有半小时熄灯。我拿出教材，把手指放在床板上，

默默练习指法。A、S、D、F……G、H、J、K……上铺的阿玲探出头：“新来的，

你学打字啊？”“嗯。”“学那个有什么用？又不能当饭吃。”阿玲撇嘴，“不如多加班，

多挣点钱。”我没说话，继续练习。熄灯后，我在黑暗里睁着眼。手指还在不自觉地动，

脑子里是键盘的布局。远处工厂的机器还在轰鸣，像这个城市永不停歇的心跳。第二天，

第三天，第四天……日子像复制粘贴。白天在流水线上插零件，晚上去学打字。

手指上的伤口结了痂，又磨破，再结痂。但我渐渐能跟上流水线的速度了，面前不再堆积。

王拉长看我的眼神缓和了些：“进步挺快。”但我知道，这还不够。流水线上的“快”，

是机械的快，是麻木的快。而我要的“快”，是能让我离开这里的快。第一个月发工资，

我拿到六十五元——扣了三十五元押金。美玉借给我十元，凑了七十五，

交了第二期的打字学费。交钱时，陈老师说：“你进步很快，现在一分钟能打二十个字了。

继续练，下个月就能上机实操。”上机实操。那意味着我可以真正用打字机工作了。

我把这个消息告诉美玉，她很高兴：“我就说你行！”但就在那个周末，

我经历了来S圳后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周六加班，流水线速度调快了百分之二十。

所有人都必须跟上。我拼命赶，手指磨出了血泡，血泡又破了，沾在电路板上。下午三点，

我忽然觉得头晕。眼前发黑，传送带在晃动。我知道那种感觉——时间褶皱要来了。

但我不能在这里。不能在流水线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咬牙忍着，站起来想请假去厕所。

但刚起身，世界就凝固了。噪音消失，传送带停止，所有人的动作定格。只有我能动。

我站在原地，大口喘气。头痛开始发作，像有锤子在敲打头骨。

但我必须立刻回到“正常”——被人发现异常，我会被当成怪物。

我跌跌撞撞地往厕所方向走。在凝固的时间里，

我看见了许多平时看不见的细节：王拉长口袋里露出的半包烟，

是W宝路；对面女孩工服口袋里藏着的照片，是她和一个小伙子的合影；传送带下方，

掉了一地的零件……但我顾不上这些。我只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厕所里没有人。我冲进隔间，

关上门。凝固的时间还没结束，我在死寂中抱住头，等待那阵剧痛过去。

不知道过了多久——可能是几十秒，也可能是几分钟——世界恢复了正常。

流水线的噪音重新涌进来，头痛却达到顶峰。我吐了。把中午吃的白菜肥肉全吐了出来。

外面有人敲门：“里面的人，快点！要上厕所！”我冲了水，开门出去。洗脸池前，

我看着镜子里苍白的脸。眼睛下面是青黑，嘴唇干裂。这就是代价。每一次使用那种能力，

都在消耗我自己。但我不后悔。如果重来一次，我还是会用它来看账本，来学打字，

来……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晚上，我发起了高烧。

美玉用湿毛巾敷在我额头上：“你太拼了，青禾。身体要紧。”我昏昏沉沉地睡去，

梦里回到了画坯车间。我在画缠枝莲，但怎么也画不好，线条像蛇一样扭曲。

张教授站在旁边摇头：“没有魂，没有魂……”醒来时是凌晨三点。烧退了，但浑身无力。

美玉趴在我床边睡着了。我看着窗外。工业区的灯火彻夜不灭，像一片倒扣的星海。

我想起老谢的话：“年轻人想闯，就让他们闯吧。总比在这里烂掉强。”我没有烂掉。

我在生长。哪怕是在混凝土的缝隙里，哪怕要用血和汗来浇灌。第二天，我继续上班。

手指上缠了美玉给的创可贴，继续插零件。王拉长经过我身边时，

放下一小盒药膏：“抹点吧，好得快。”我愣住：“谢谢王姐。”“不用谢。”她没回头，

“我以前也是这么过来的。”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个流水线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对抗着某种东西——或许是贫困，

或许是命运，或许只是不甘。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三个月后，我拿到了打字班的结业证书。

一分钟五十八个字，超过了陈老师保证的五十个字。结业那天，

陈老师问我：“想不想在夜校当助教？教新来的学生基础指法。一个月八十，

每天晚上两小时。”我答应了。这意味着我白天在电子厂，晚上在夜校，几乎没有休息时间。

但多一份收入，多一条路。美玉担心我：“你这样身体吃不消。”“我吃得消。”我说。

我真的吃得消。因为我知道，每多挣一块钱，我就离那个“不一样的人生”更近一步。

1990年春节，我没有回家。车票太贵，而且春节加班有三倍工资。

我给母亲寄了五十块钱，写了一封长信。信里没写流水线的苦，只写S圳的高楼，

写夜校的学生，写我学会了打字。母亲回信很快，字是弟弟代笔的：“青禾，妈很好，勿念。

你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钱够用就寄，不够就别寄。妈只希望你平安。”信纸上有泪痕，

晕开了几个字。除夕夜，电子厂食堂加了餐：每人一份红烧肉，一个苹果。我和美玉，

还有宿舍的其他女孩，围坐在一起。有人拿出老家寄来的腊肠，有人拿出偷偷买的啤酒。

窗外有零星的鞭炮声——是本地人在放。我们这些外来工，没有鞭炮，

只有举杯时塑料杯碰撞的轻响。“祝我们明年都发财！”美玉大声说。“发财！

”大家齐声应和。我喝了一小口啤酒，苦的，涩的。但咽下去后，胃里升起一股暖意。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拥挤的、嘈杂的、满是汗味的宿舍，也有了一点“家”的感觉。

虽然这个“家”是临时的，脆弱的，随时可能因为谁辞工而解散。但至少此刻，我们在一起。

深夜，我爬上床，从枕头下摸出那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我攒下的钱：两百七十三元。

还不够。远远不够。但我有希望了。我真的有希望了。

第四章 裂痕1991-1993夜校的助教工作，成了我灰暗生活里的一道光。

每晚七点到九点，我站在那间挤满渴望的教室里。来的大多是女工，

和我一样来自流水线、缝纫车间、玩具厂。她们的手指因为长期劳作而粗糙变形，

但按在打字机键盘上时，眼神是亮的。“沈老师，这个G键老是按错……”“老师，

我手指不听使唤。”我一个个纠正，就像当初陈老师教我一样。我发现教别人时，

我自己学得更快——那些指法分区、练习口诀，在反复讲解中刻进了骨子里。

第一个月领到八十元助教费时，我在邮局给母亲汇了三十元。汇款单附言栏只能写六个字，

我写：“妈，我很好，勿念。”走出邮局，天空飘起了细雨。S圳的雨和老家不一样，

来得急，去得快，像这个城市的脾气。我站在屋檐下，看着手里的汇款回执，

忽然想起离家那天母亲塞给我的三十七块五。现在，我还回去了。用另一种方式。

1991年春天，我做了个决定：离开H昌电子。

不是因为流水线太苦——我已经习惯了每天十二小时的机械劳作，手指磨出了厚厚的茧，

不再流血。也不是因为工资低——三年来，我的工资涨到了一百二，加上夜校的助教费，

每个月能有两百。是因为我看到了天花板。王拉长做了八年，还是拉长。车间主任做了十年，

还是主任。那些四十岁的女工，眼睛已经浑浊，动作开始迟缓，被调到更边缘的岗位。

而新来的小姑娘，像韭菜一样，一茬接一茬。我不想变成她们。我不想十年后，

还坐在这里插零件。我把想法告诉美玉时，她正在涂指甲油——大红色的，很艳。

“你想好了？外面工作不好找。”“我想试试文员。”我说，“我打字很快了，

一分钟能打七十个字。陈老师说，我这个水平可以去写字楼。”美玉放下指甲油，

看着我：“青禾，你知道写字楼是什么样子吗？里面的人都穿西装套裙，说普通话，喝咖啡。

我们呢？”她指了指自己身上的工服，“我们是打工妹。”“我知道。”我握紧拳头，

“但我想试试。”我请了一天假，穿着最体面的衣服——一件白色衬衫，一条黑色裤子，

都是在地摊上买的，洗得发白但很干净。头发扎成马尾，脸上抹了点y谊雪花膏。

第一站是L湖的人才市场。那是一个巨大的棚子，里面挤满了人。空气闷热，

汗味和各种方言混杂在一起。招工启事贴在墙上，红纸黑字：“招女工，18-25岁，

吃苦耐劳”“招仓管，男，会开叉车”“招保安，

退伍军人优先”……我挤到贴着“文员”“秘书”的那面墙前。要求清一色：“女，

身高160以上，形象好气质佳，会粤语，熟练使用电脑，有相关经验。”我不会粤语。

不会电脑。没有经验。我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看着一个个女孩拿着简历挤到招聘台前，

又垂头丧气地离开。有一个女孩，长得很好看，穿得也体面，

但招聘的人只看了她一眼就说：“不好意思，我们要会粤语的。

”女孩咬咬嘴唇：“我可以学……”“下一位。”我转身离开了人才市场。

外面的阳光很刺眼，我眯起眼睛，第一次觉得S圳这么大，却没有我的位置。但我没放弃。

我开始学粤语。夜校里有个g东女孩阿珍，我请她教我。

从最简单的“早晨”早上好、“唔该”谢谢开始。我把常用语记在小本子上，

走路时背，吃饭时背，睡觉前也背。“你好蠢啊。”阿珍笑我，“发音唔准。”“我再练。

”我说。一个月后，我能用蹩脚的粤语进行简单对话了。虽然口音重，但至少能听懂。

接着是电脑。1991年，电脑还是个稀罕物。整个工业区，只有几家大厂的管理部有。

我求陈老师，他认识一家贸易公司的经理，答应让我周末去“见识见识”。

那台电脑是IBM的，黑色的大脑袋显示器，键盘比打字机复杂得多。经理姓黄，

是个四十多岁的香港人，说话慢条斯理：“这是DOS系统，要记命令。dir是显示目录，

copy是复制……”我拿着本子拼命记。那些英文命令像天书，但我强迫自己背下来。

黄经理看我认真，破例让我每周六下午去练习两个小时。“你是我见过最拼的女孩。”他说。

我笑了笑，没说话。我不拼，能怎么办？1991年秋天，机会终于来了。

夜校来了个新学员，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叫周慧。她不像其他女工，穿着得体，说话温和。

后来我才知道，她是附近一家港资玩具厂的行政主管。她学打字很慢，手指僵硬。

我耐心教她，有时下课了还多留一会儿陪她练习。“小沈，你教得真好。”有一次她说，

“比陈老师还有耐心。”“应该的。”我说。一个月后，周慧拿到了结业证书。临走时，

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们厂办公室缺个文员，主要工作是打单、接电话。你愿意来试试吗？

”我愣住了。“工资可能没你现在高，试用期只有一百五。但做得好可以转正，

转正后有两百五，还有社保。”周慧看着我，“我觉得你细心，肯学，愿意给你个机会。

”我接过名片，手在抖。“我愿意。”离开H昌电子那天，王拉长拍拍我的肩：“好好干。

出去了，别给咱们女工丢脸。”美玉送我到大门口，眼睛红红的：“青禾，你出息了。

以后别忘了姐妹。”“不会忘。”我抱了抱她，“你也要好好的。”新厂叫“Y丰玩具”，

在b安，比s口更偏远。但办公室在单独的一栋小楼里，有空调，有地毯。我的工位靠窗，

桌子上真的有一台电脑——虽然还是DOS系统，但比黄经理那台新。

工作确实如周慧所说：打送货单，接电话，偶尔帮主管整理文件。工作量不大，

但我做得格外认真。每一张单子都核对三遍，每一个电话都记下来电人、事由、联系方式。

同事大多是本地女孩，说着流利的粤语，讨论着最新的港剧和化妆品。

她们对我这个“外来妹”客气但疏远。中午吃饭时，她们三五成群去外面的小餐馆，

我独自在办公室吃从食堂打来的饭。没关系。我对自己说。沈青禾，你走到这一步，

已经比很多人强了。但我很快发现，办公室有办公室的难处。主管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

姓林，香港人。他总是笑眯眯的，但眼神会在女同事身上停留太久。有一次加班，

办公室里只剩我和他。他走到我身后，看我打文件。“小沈，字打得很快嘛。

”他的手搭在我椅背上。我浑身僵硬：“林生过奖。”“这么晚还不下班，男朋友不担心？

”他凑近了些，我能闻到他身上的古龙水味。“我没有男朋友。”我站起来，“林生，

文件打好了，我先走了。”他拦住我：“急什么？陪我聊聊嘛。”那一刻，

我脑子里闪过无数个念头。喊？跑？还是……时间褶皱毫无预兆地降临了。世界凝固。

林主管的脸停在猥琐的笑容上，搭在我椅背上的手悬在半空。办公室里的一切都静止了，

只有我能动。我看着他那张脸。油腻，虚伪，令人作呕。在凝固的时间里，

我走到他的办公桌前。抽屉没锁，我打开——里面有几张照片，是他和不同女人的亲密合影。

还有一个小本子，记着一些数字，像是回扣记录。我迅速记下几个关键信息。然后回到原位。

时间恢复。林主管的手落下来，但扑了个空——我已经退后两步。“林生，”我说，

声音很平静，“我刚才好像看到老板娘的车开进来了。”他一愣，脸色变了变：“是吗？

可能看错了……”“可能吧。”我拿起包，“我先走了，明天见。”走出办公楼，夜风很凉。

我站在路灯下，手还在抖。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愤怒。原来不管在哪里，

不管穿上什么衣服，在有些人眼里，我永远是可以被轻贱的“打工妹”。但我没有辞职。

我忍下来了。因为我知道，如果我走了，很难再找到这样一份“体面”的工作。

因为我需要这份工作，需要它带来的经验，需要它在我简历上添上一笔。只是从那以后，

我更加谨慎。尽量不单独和林主管相处，文件都放在公共区域，说话时刻意用敬语保持距离。

周慧察觉到了什么。有一天她叫我去她办公室，关上门。“林生是不是骚扰你？”我沉默。

“我知道了。”周慧叹气，“这事……你别声张。他是老板的亲戚，动不了。但你放心，

有我在，他不敢太过分。”“谢谢周姐。”“不用谢。”周慧看着我，眼神复杂，

“女人在外面闯，不容易。尤其是我们这样的女人。”我们这样的女人。没有背景，

没有靠山，只有一双不肯认命的手。1992年，DX平南巡讲话像春风吹遍S圳。

街头巷尾都在谈论“胆子再大一点，步子再快一点”。Y丰玩具厂的订单突然暴增，

办公室忙得团团转。我开始接触更多业务：跟单、报关、甚至偶尔陪周慧去见客户。

我拼命学，像一块海绵，吸收所有能吸收的东西。粤语越说越流利，电脑操作越来越熟练，

甚至自学了一点英语——因为有些客户是外国人。工资涨到了三百。我给母亲寄回去一百五，

写信说：“妈，我升职了，现在坐办公室。”母亲回信，

字迹歪歪扭扭——这次是她自己写的：“青禾，妈为你高兴。但别太累，身体要紧。

家里都好，勿念。”我把信看了很多遍，眼泪滴在信纸上，晕开了“高兴”两个字。

也是这一年，我认识了李建国。他是j西老乡，在隔壁五金厂做技术员。

我们是在工业区的小书店认识的，当时都在看同一本《机械原理》。他长得憨厚，

说话带着家乡口音。“你是g南人？”他问我。“嗯，你呢？”“j安。”老乡见老乡，

话就多了起来。他知道我在玩具厂做文员，眼睛亮了一下：“那你很厉害啊，坐办公室的。

”后来他开始约我。周末去看电影，五块钱两张票；去东门老街逛，什么都不买，

只是看；偶尔去吃大排档，点一份炒河粉分着吃。他很老实，会帮我拎包，

过马路时走在车来的那一侧。他说他家在j安农村，父母种地，供他读了中专。

他说他想在S圳站稳脚跟，然后接父母过来。“你呢？”他问我，“以后想留在S圳吗？

”我想了想：“不知道。但我想学更多东西，赚更多钱。”“女孩子，不用那么拼。”他说，

“以后嫁人了，让老公养就行。”我没接话。和李建国交往的第三个月，

他提出带我去见他的工友。“都是老乡，一起吃个饭。”饭局在工业区外面的小餐馆。

八九个男人，都是江西的，在各厂做技术员或班组长。他们喝酒，划拳，大声说笑。

我被安排在李建国旁边，像个展示品。“建国，可以啊，找了个坐办公室的！

”“什么时候结婚？到时候我们都去喝喜酒！”李建国笑得腼腆，给我夹菜：“多吃点。

”饭吃到一半，有人提议“让嫂子敬酒”。我推辞说不会喝，李建国小声说：“就一杯，

给个面子。”我端起酒杯，抿了一小口。辣，呛得我咳嗽。男人们起哄：“不行不行，

要喝完！”李建国替我解围：“她真不会喝，我替她。”说完仰头干了。散场时，

李建国喝多了，搂着我的肩：“青禾，我们过年回家订婚好不好？我爸妈肯定喜欢你。

”晚风吹在脸上，很凉。我看着他红彤彤的脸，忽然觉得很陌生。“建国，”我说，

“我想在S圳多待几年。”“待着啊，结婚了一样可以待。”他说，“你那份工作，

太辛苦了。以后别做了，我养你。”“我不想让别人养。”他笑了，

像是听小孩说傻话：“女人嘛，总要嫁人的。你看我那些工友的老婆，不都在家带孩子？

你比她们强，读过书，但归根结底……”他没说完，但我知道他要说什么。归根结底，

女人还是要嫁人、生孩子、照顾家庭。这是天经地义。那个晚上，我失眠了。我想起母亲，

想起车间里那些女工，想起办公室那些本地女孩——她们谈论的，也无非是嫁个好人，

生个孩子。难道我拼了命从老家跑出来，学了打字，学了电脑，坐了办公室，

最后还是要回到那条路上？不。我不甘心。1993年春节，李建国要回家，让我跟他一起。

“见见我爸妈，把婚事定了。”我拒绝了。“厂里春节加班，三倍工资。

”他很失望：“钱有那么重要吗？比我们的将来还重要？”“很重要。”我说，

“因为钱意味着选择。有选择，才有将来。”我们吵了一架。不激烈，但深刻。

他说我“变了，不像以前那个朴实的沈青禾了”。我说我“一直都是这样，

只是你现在才看清”。他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他。火车开动前，他拉着我的手：“青禾，

你再想想。我等你。”我点点头，但心里知道，我不会等了。火车开走了，

喷出的白烟模糊了视线。我站在原地，想起三年前，我也是从这里下火车，走进这个城市。

三年。我从流水线女工，变成了办公室文员。工资从八十，涨到了三百。我学会了粤语，

学会了用电脑，学会了看报表。但有些东西，永远没变。比如人们看待“打工妹”的眼神。

比如林主管那样的男人。比如李建国和他工友们理所当然的期待——女人，

终归是要回归家庭的。我走回宿舍——Y丰玩具厂提供宿舍，两人一间，

比H昌的十二人间好了很多。同屋的女孩阿玲正在涂指甲，看见我，问：“送走男朋友了？

”“嗯。”“真搞不懂你。”阿玲撇嘴，“李建国多好啊，老实，肯干。嫁给他，

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了。”我笑了笑，没说话。走到窗边，看着外面。工业区的灯火依旧璀璨，

但看得久了，会发现那些光其实很冰冷。它们照亮的是厂房，是机器，是永不停歇的生产线。

至于照亮了多少人的梦想，没人知道。但我心里的那团火，还没灭。它不仅没灭，

反而在一次次冷水浇头后，烧得更旺了。因为我知道，退一步，就是万丈深渊。退一步，

我就会变成母亲，变成王拉长，变成那些四十岁还在流水线上眼神浑浊的女工。我不怕辛苦。

我怕的是，辛苦了一辈子，却依然没有选择自己人生的权利。那天晚上，

我又拿出那个小铁盒。打开，里面是攒下的钱：八百六十元。还有一本笔记本。翻开，

里面记着：“1991.3.15 学粤语，第一课。

”“1991.7.22 第一次用电脑，记住dir命令。

”“1992.5.6 跟周姐见客户，香港人，说英语。

”“1993.1.18 与李建国分手。”我拿起笔，在最后一行下面，

写下：“1993.2.9 今日立春。我要走得更远。

”第五章 蜕变1994-19961994年的S圳，空气里都飘着钱的味道。

S南大道两旁的工地像雨后春笋，今天还是一片荒地，明天就立起了钢架。

售楼处的条幅红得刺眼：“首付三万，安家S圳”。公交车上、大排档里、甚至工厂食堂，

人人都在谈论股票、楼市、还有那些一夜暴富的传说。Y丰玩具厂的订单多到接不完。

办公室的传真机从早响到晚，都是催货的。周姐忙得嘴角起泡，

林主管则神出鬼没——听说他在外面和人合伙开了个小厂，用Y丰的客户资源。我看在眼里，

记在心里。春天的一个下午，周姐把我叫进办公室，关上门。“小沈，坐。”她揉着太阳穴，

看起来很疲惫。“周姐，您找我？”“嗯。”她递给我一份文件，

“这是下个月要去x港参展的资料，你翻译一下，然后整理成中英文对照的版本。”我翻开。

厚厚一沓，有产品介绍、报价单、公司资质……很多专业词汇我看不懂。“我知道有难度。

”周姐说，“但厂里没人能弄。林生那边……指望不上。”她苦笑，“给你一个星期，

能完成吗？”“我试试。”接下任务的那一刻，我就知道这是个机会。翻译这些资料，

意味着我能接触到最核心的客户信息、产品数据、甚至成本构成。那一个星期，

我几乎没睡觉。白天处理日常工作，晚上抱着英汉词典逐字逐句地翻译。

办公室的灯亮到深夜，保安老张来催过几次：“沈小姐，该下班啦。”“马上就好，张伯。

”实在不懂的，我周六跑去S圳书城，在专业书籍区一待就是一天。饿了啃面包，

渴了喝自来水。有一次在书店晕倒了——低血糖，加上连续熬夜。

醒来时躺在书店休息区的长椅上，一个戴眼镜的大学生递给我一瓶葡萄糖水。“谢谢。

”我坐起来，头还在晕。“你是做外贸的？”大学生问。“算是吧。”“这个单词，

”他指着我笔记本上的一个词，“不是‘玩具’，是‘模具’。发音很像，但意思不一样。

”我脸一红：“谢谢指教。”“不客气。”他笑笑，“我也经常来查资料。学海无涯嘛。

”那天之后，我养成了去书城的习惯。不仅是查资料，也看经济、管理、甚至法律方面的书。

我知道自己底子薄，必须比别人多付出十倍努力。一个星期后，我把整理好的资料交给周姐。

她翻看着，眼神从惊讶到赞许。“小沈，这都是你一个人做的？”“嗯。”“很好。

”她合上文件夹，“下个月X港展，你跟我一起去。”我愣住了。“怎么，不愿意？

”“不、不是！”我连忙说，“我愿意！谢谢周姐！”X港。

那个只在电视和杂志上看过的地方。1994年4月，我第一次过L湖桥。

排队过关的人山人海，我紧跟着周姐，手心全是汗。海关人员查看通行证时，

多看了我两眼——我的通行证是临时的，上面盖着蓝色的“商务签证”章。过了关，

坐上港铁。车厢干净、安静，人们衣着体面，说着流利的粤语和英语。

我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风景：密集的高楼，繁华的街道，巨大的广告牌上是我不认识的明星。

这就是X港。和S圳只一河之隔，却像两个世界。展会设在w仔会展中心。巨大的展厅里，

来自世界各地的厂商摆出琳琅满目的商品。永丰玩具的展位在角落，不大，但布置得整洁。

我的工作是接待客户、介绍产品、记录需求。周姐负责谈价格和订单。第一天，

我紧张得说话都结巴。来的大多是欧美客户，英语有各种口音。我竖起耳朵听，

不懂就连猜带比划。中午休息时，周姐递给我一瓶水。“放松点。能来问的，都是有意向的。

”下午，来了个m国客户，大胡子，说话很快。他拿起一个会走路的玩具熊，

问我：“这个的电动机，寿命多长？”电动机……寿命……我脑子飞快转动，

想起产品手册上的数据。“大约……五百小时。”我用英语说，发音生硬。“五百？太短了。

”他摇头，“我要至少八百。”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周姐及时过来：“八百小时我们可以做到，但价格要提高百分之五。”“可以。

”美国人爽快地答应了。事后周姐告诉我：“客户提要求是好事，说明他有兴趣。

我们要做的不是一味说‘是’，而是找到双方都能接受的方案。”我记下了。三天展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