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落无痕知青母女被冲洗的

一、1978，离别的夜黑龙江小兴安岭的冬天，连呼吸都会在睫毛上结霜。

1978年正月初九的深夜，李家屯的知青点里，李亚茹坐在炕沿上，

手指无意识地抠着褪了色的蓝布床单。煤油灯的光晕在土墙上跳动，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

像一只被困住的鸟。三岁的女儿子禅在里屋睡着，呼吸均匀。

隔壁传来刘宝民收拾行李的窸窣声——他在帮她打包返程的东西，

安静得像在做一件与己无关的琐事。李亚茹望着窗玻璃上厚厚一层冰花，

那是寒气在室内外温差间凝结的艺术品，美得残酷。42小时前，返程调令送到了她手上。

那天她正在村小学教孩子们念“锄禾日当午”，邮递员在门口喊她的名字，

整个教室突然安静下来。孩子们的目光像针一样扎在她背上。“沈阳纺织厂，招工返城。

”八个字，她看了一遍又一遍，纸都被手心的汗浸湿了。那天晚上，村里就起了闲话。

王寡妇在井边洗衣服时，嗓门大得隔着一片菜地都能听见：“城里的金凤凰终究要飞走的，

可怜了刘老师，这些年白疼人了。”刘宝民听见了，什么都没说。第二天照样天不亮就起床，

去井边挑水，把她那口缸灌得满满的。他是个沉默的男人，24岁当上村小学代课老师，

26岁娶了她这个城里来的知青。结婚七年，他从未对她大声说过一句话。李亚茹站起身，

走到里屋门口。女儿睡得正香，小脸红扑扑的，睫毛又长又密，像她。

鼻梁和嘴唇的轮廓却像极了刘宝民——那个此刻正在外屋，

把她仅有的几件衣裳叠了又叠的男人。她轻轻带上门，转身时，刘宝民正站在外屋中央看她。

“都收拾好了，”他声音有点哑，“山货晒得干，能放得住。棉袄我检查过了，

袖口有点开线，补好了。钱......缝在棉袄内袋里，路上小心。”李亚茹的喉咙发紧，

像被什么东西死死堵着。她想说“谢谢”，想说“对不起”，

想说自己不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可所有的话到了嘴边，都化作无声的哽咽。

煤油灯“噼啪”爆了个灯花。她慢慢抬起手，伸向自己棉袄的领口。第一颗纽扣解开时，

手指抖得厉害。第二颗，第三颗......蓝布棉袄敞开了，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衬衣。

“宝民，”她的声音轻得像叹息，“今晚......咱们做最后一回夫妻吧。”话一出口，

眼泪就滚了下来，砸在冰凉的土炕沿上，迅速洇开深色的水渍。刘宝民站在原地没动，

昏暗的光线里，她看不清他的表情。过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会转身离开，他才大步走过来，

却没有如她预想的那样抱她，而是弯腰捡起她脱在地上的棉袄，重新披回她肩上。“穿上，

别冻着。”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只是握住她手腕的手指，烫得惊人。

他替她一颗一颗系好扣子，动作仔细得像在完成一件神圣的仪式。系到最上面那颗时，

他的手停住了，指腹轻轻擦过她的下巴。“亚茹，”他说，“这些年，你不欠我的。

是我该谢你，肯陪我这个乡下人过了七年。”李亚茹再也忍不住，扑进他怀里嚎啕大哭。

七年了，在这个男人面前，她第一次哭得像个孩子。而他只是轻轻拍着她的背，

像哄女儿那样。“明天......明天我带着子禅一起走，我去求厂里，

他们不能......”“别说傻话。”刘宝民打断她，“接收单位的话说得明白，

单人返程。带着家属，你的名额就作废了。”“那我不走了！”她猛地抬起头，

泪眼模糊地看着他，“我留下，咱们一家三口......”“你留下，子禅将来怎么办？

”刘宝民的声音很轻，却每个字都像锤子砸在她心上，“让她也在这山里，重复我们的日子？

你舍得吗？”李亚茹愣住了。“回城去，好好过日子。”他替她擦眼泪，

粗糙的拇指刮过她细腻的脸颊，“孩子有我呢，你放心。

等将来......等将来情况好了，你再接她走。”她知道他在说谎。情况什么时候会好？

谁也不知道。这一别，可能就是一辈子。但她没再说话。因为内心深处，她知道自己会走。

那封调令不仅是一张纸，它是她等待了整整十年的归途，是她父母日渐佝偻的背影，

是她前半生所有挣扎与期盼的终点。第二天凌晨四点，村口的卡车喇叭划破寂静。

刘宝民抱着还在熟睡的女儿送她。三岁的子禅穿着她亲手缝的红色棉袄，小脸埋在父亲肩头，

对即将到来的离别一无所知。雪又下起来了，大片大片的，落在刘宝民的头发上、肩膀上。

他站在卡车三步之外，没再往前。“到了写封信。”他说。李亚茹点点头，不敢看他的眼睛，

更不敢看女儿的脸。她转身爬上车厢，驾驶室的老陈叹了口气，发动了引擎。

车门关上的瞬间，女儿醒了。“妈妈——”稚嫩的哭声穿透寒风，钻进车厢。

李亚茹死死咬住嘴唇，血腥味在口腔里弥漫。她告诉自己不能回头，回头就再也走不了了。

可当车转过山坳，她还是忍不住从后窗望去——茫茫雪地里，刘宝民孤零零地站着，

像一棵被遗弃的树。他怀里那抹红色，是她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的印记。二、1982，

沉默的信沈阳的春天来得比黑龙江早，但李亚茹心里的冬天从未结束。返城后的日子，

并没有想象中顺利。父母老了，家里那间三十平米的筒子楼挤了五口人——父母、哥嫂和她。

她在客厅搭折叠床，每晚展开，清晨收起，像收起一段不愿示人的过去。

纺织厂的工作枯燥重复，三班倒，噪音大得说话得靠喊。女工们休息时聚在一起扯闲篇，

问她多大年纪，有没有对象。她总是笑笑说“还早”，然后躲到角落里，

掏出怀里那本泛黄的笔记本。本子里夹着一张照片，

是她和刘宝民的结婚照——其实也不算结婚照，就是两人站在村小学门口，

请路过的公社干事帮忙拍的一张合影。照片上，她扎着两条麻花辫，

笑得眼睛弯弯；刘宝民站在她身后半步，手虚扶着她的肩，表情有些拘谨。照片背面，

是他用钢笔写的两行小字：“1971年秋，与亚茹留念。愿同心同德，共建家园。

”李亚茹轻轻抚摸那些字迹，眼泪无声地滑落。返城后的第一个月，她就给刘宝民写了信。

厚厚的五页纸，写她在城里的生活，写对女儿和她的思念，写等她安顿好了就接他们来。

信寄出去后，她每天下班第一件事就是去门卫室看有没有回信。没有。第二封，

第三封......半年里她写了十一封信，全都石沉大海。“也许地址写错了，

”母亲小心翼翼地说，“山里邮递不方便，兴许丢了。”李亚茹知道母亲在安慰她。

邮递员老张每天准时送报送信，从没出过错。刘宝民不回信，只有一个可能——他不想回。

这个认知像一把钝刀，在她心上来回切割。她开始失眠，整夜整夜睁着眼，

看着天花板上昏黄的光影。工厂的噪音还在耳边回响，但更清晰的是女儿那声“妈妈”，

是刘宝民在雪地里的身影。1981年冬天，父亲住院了，肺癌晚期。

医院催缴费的单子一张接一张，哥嫂的脸色一天比一天难看。母亲拉着她的手哭：“亚茹，

你得帮帮这个家。”她知道母亲的意思。父亲的治疗费是个无底洞，仅凭她那点工资，

杯水车薪。“你王阿姨介绍了个对象，在铁路局工作，前年丧偶，有个十岁的儿子。人老实，

条件也好......”母亲的声音越来越低，“他知道你的事，说不介意。

”李亚茹看着病床上形容枯槁的父亲，想起小时候他骑着自行车载她去上学，

想起他省下半个月的烟钱给她买新书包。她闭上眼，点了点头。相亲见面安排在人民公园。

男人叫赵建国，四十二岁，个子不高，面相憨厚。见面第一句话是：“你的事我听说了，

不容易。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他的语气很诚恳，李亚茹却莫名打了个寒颤。

1982年五一，她和赵建国领了证。没有办酒，就在家里请王阿姨一家吃了顿饭。

赵建国搬进了筒子楼，家里更挤了。哥嫂终于松了口气——父亲的医药费有了着落。

新婚当晚，赵建国喝多了，躺在床上嘟囔：“你那个农村的男人，以后别联系了。

咱们是正经人家，传出去不好听。”李亚茹背对着他，轻轻“嗯”了一声。

那晚她又梦见了黑龙江。梦里她回到了李家屯，刘宝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等她，

女儿跑过来扑进她怀里，喊“妈妈你回来啦”。她正要弯腰抱女儿，

场景突然变了——赵建国拽着她的胳膊往外拉，说“该回家了”。她惊醒时天还没亮，

枕巾湿了一大片。婚后第三个月，她终于收到了刘宝民的回信。信是从黑龙江寄来的，

信封已经皱得不成样子，邮戳模糊不清，不知在路上辗转了多久。她颤抖着手拆开，

只有一张信纸，上面是他工整的字迹：“亚茹：来信均收到。子禅很好，已上学。

我在村小学转正了，生活无忧。勿念。你既已成家，便安心过日子。不必回信。宝民，

1981年秋。”信很短，短得残忍。没有问她的近况，没有说想念，

甚至连一句责备都没有。那种刻意维持的平淡，比任何激烈的言辞都更让她心痛。

她反复读那几十个字，眼泪一滴一滴砸在信纸上，把“不必回信”四个字晕染开，

像一朵黑色的花。那天晚上，她把信藏在了衣柜最底层，用冬天的棉袄压着。

赵建国永远不会发现这个秘密，就像他永远不会知道，每晚睡在他身边的女人，

心里装着另一个男人和他们的孩子。日子一天天过去，像钝刀割肉。父亲终究还是走了，

葬礼上赵建国忙前忙后，亲戚们都夸她嫁了个好人。母亲拉着她的手说：“这下妈就放心了。

”李亚茹笑着点头，心里却空荡荡的。她开始明白，有些选择一旦做了，就再也回不了头。

她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四周都是海水，却找不到上岸的路。三、2000，

迟来的真相2000年千禧年的钟声敲响时，李亚茹正坐在自家客厅的沙发上，

看着电视里狂欢的人群。赵建国三年前中风瘫痪了，此刻在卧室里睡着，

护工小陈在隔壁打盹。这套一百二十平的商品房是九十年代初买的，

那时她辞了纺织厂的工作，跟人合伙做服装生意，赶上了好时候。如今她五十二岁，

在别人眼里是成功的女商人，开着宝马，穿着名牌，参加各种慈善晚会。可只有她自己知道，

每个深夜从梦中惊醒时，她依然是那个站在雪地里不敢回头的女人。

茶几上放着一封刚拆开的信。牛皮纸信封，黑龙江的邮戳，字迹是她从未见过，

却又莫名熟悉的。信是上午收到的。她当时正在公司开会，

秘书送进来时还嘀咕了一句“这年头还有人写信”。她随手拆开，看到开头“母亲”两个字，

手里的咖啡杯“啪”地摔在地上，褐色的液体溅了一地。会议室瞬间安静，所有人都看着她。

“没事，”她努力稳住声音，“手滑了。今天的会先到这里。”她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

反锁了门，才敢重新拿出那封信。信纸是普通的横线纸，

字迹清秀工整：“母亲：我是刘子禅，您的女儿。父亲已于1995年冬天去世，肺癌，

走得很平静。临终前他叮嘱我两件事：一是将他与您的结婚照随葬；二是要我告诉您，

他从未怨过您，望您不必自责。父亲生前从未在我面前说过您的不是，只说他与您缘分浅，

是时代的错。但我常在深夜见他翻阅您留下的旧物，将您写的信压在枕下。

那些信他一封都未回，他说怕回信让您为难。我如今在哈尔滨一所中学任教，已成家，

有一子。生活安稳，勿念。若您愿意见我，可来信告知。若不愿，亦不必勉强。

各自安好便好。刘子禅2000年1月2日”信不长，李亚茹却读了整整一个小时。

每个字都像针，扎进她尘封了二十多年的伤口。刘宝民死了。五年前就死了。

她想起1995年冬天，她正在广州谈一笔大单子。那天莫名心慌，

坐在谈判桌上突然眼前发黑，差点晕过去。客户关切地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她摆摆手说没事，

就是有点累。原来那天，是他走的日子。“肺癌......”她喃喃重复这两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