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盒子，妈妈跪下来哭了。
那个红色铁盒子，我记了二十年。
从我十岁第一次见到它，妈妈就说：“这是你的，我帮你存着。等你用得着的时候，一分不少还给你。”
我信了。
二十年里，我从来没有去打开它。
直到那天。
孩子要做手术，缺三万多。
我想，现在用得着了。
我打开盒子，数了数。
七千八百块。
然后我看到了那本账本。
妈妈进门的时候，我正在看最后一页。
她站在门口，看着我，看着我手里的账本。
然后，她跪下来了。
1.
孩子是前年确诊的。
先天性心脏病，室间隔缺损，手术最好在五岁之前做。
医生说：“不急，但也不能拖。”
我和丈夫顾城把能存的都存了两年。
到今年，孩子四岁半，医生说可以定手术了。
我们算了一遍：手术费、住院费、术后康复，保守估计八万。
我们自己有四万出头。
缺三万五。
顾城说：“要不找亲戚借借？”
我没有立刻回答。
我在想那个铁盒子。
那个铁盒子是从我五岁记事起就存在于记忆里的东西。
妈妈的卧室，靠北的衣柜，第二层，最里面。
红色，铁皮，有一把黄铜小锁，钥匙单独放在旁边抽屉里。
我记得十岁那年，妈妈第一次让我看过里面。
她把我带进卧室，郑重其事地打开盒子。
里面放着一叠用橡皮筋捆起来的钞票，还有几个没拆封的红包。
“丫头，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我摇头。
“这是你的压岁钱。每年外公外婆、舅舅、小姨、远亲近邻给你的压岁钱，妈妈都帮你收着，放在这里面。”
她把盒子重新锁上，把钥匙放回抽屉。
“等你长大了，真正需要用的时候，妈妈一分不少还给你。”
我抬头看她。
“多少钱？”
“现在不重要。”妈妈摸了摸我的头，“重要的是，妈妈帮你攒着。”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有这么一笔钱。
每年过年，外公总会偷偷把红包塞进我口袋，“丫头，这是外公给你自己留的，别给你妈妈收去了。”
我每次都乖乖交给妈妈。
“妈，外公给我的，帮我放进去。”
妈妈每次都接过来，笑着点头，“好，进去了。”
就这样过了十五年。
从五岁到二十岁。
保守估计，这十五年每年压岁钱至少三千块，应该有四万五往上。
当然，这是我估的。
我从来不知道具体数字，因为我从来没有去清点过。
我信她。
我信了二十年。
所以现在，孩子手术缺三万五，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那个铁盒子。
“我妈那里应该有些钱，”我对顾城说，“我回去问问。”
顾城点头，“好。”
他没有多问。
他知道那个铁盒子的事，是我结婚前告诉他的。
我那时候说：“我妈帮我存了一笔钱，以后用得着。”
顾城说：“那挺好的。”
我们都没想到，“用得着的时候”要等到孩子手术才来。
我买了票，第二天回家。
坐在高铁上，望着窗外的田野，心里是安稳的。
终于要用了，我想。
妈妈等了二十年，我也等了二十年。
2.
我家在一个普通的地级市。
妈妈在站台接我。
她比两年前见到时又胖了些，头发新烫过，见到我就笑：“怎么不提前说，好去菜市场多买点菜。”
“突然想回来，”我说，“爸呢？”
“你爸在店里。”
他们在镇上开了个小五金店，爸每天守着，妈有时过去帮忙。
我们打车回家。
路上妈问孩子怎么样，问顾城工作怎么样，问我最近有没有好好吃饭。
我一一回答。
都正常。
妈妈今年五十八岁，头发半白，笑起来脸上有很多褶子。
她是个不坏的妈妈。
我一边这样想，一边望着窗外。
不坏的妈妈。
只是，弟弟在她心里更重要一些。
这件事我知道了很久。
弟弟明明比我小四岁，从小被捧着长大。
妈妈对我是另一种爱，希望我懂事，希望我让着他，希望我“不要计较这些”。
我从小就懂事。
懂事到后来养成了一个习惯：不开口要。
不要钱，不要关注，不要解释。
有什么咽下去。
晚上吃了顿团圆饭，妈妈做了我爱吃的红烧肉和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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